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qspyq2015），作者秦朔朋友圈，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我们这个时代，“奋斗”是个关键词。
本文就是一部人生奋斗说，中国奋斗说，时代奋斗说，心酸奋斗说。
本文有以下四位主角，乃是文章的真正作者。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1964年生。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1977年生。
二师兄：张明的学生，博士毕业后在高校教书。80末或90初生。
小师妹：刚入张明门下的研一学生。90后。
在自己心中藏一块高地
2019年12月30日19时许，张明在他和学生的一个群里转发了刘守英2018年6月在人大经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以个人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高频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我可以预言，这句话将伴你们一生！但这并不可怕，经济学教会了你们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做选择，以此提升个人的确定性。
一是在自己心中藏一块高地。理想没有那么玄乎，它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它可以让你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不放弃，再难、再委屈、再不公也能咬着牙、坚守着。
二是以机会而非成本给自己定价。大多数人的计较往往从成本出发，比如，要干的活与所得不合算就开溜，选择生活费用更低的地方猫下来，哪里挣钱多就往那儿跑……。这些确实是在现实约束下做出了理性选择。我给你们略加修正的是，在做当前成本的计算时，一定要加入机会的变量。你们当前放弃掉的恰恰可能是你们未来的机会损失。人一生的价格是由机会决定的，你对机会的考量就是对你人生的定价。
三是对认定了的事情一定要较真。我半百人生经历中最为深恶痛绝的一件事就是，身边人对待所做的事不当回事。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很充分：没意思，本来就是混口饭吃；不喜欢，本来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没办法，交办的事没有什么意义……，要命的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凑凑合合的习性。这种习性正成为个体和民族进步的障碍。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世界上能造的东西都造出来了，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就是养成对自己认定的事情较真的品质。
四是靠伎俩或计谋走不了太远。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某某某比我差远了，凭什么是他？有的甚至干脆缴械：我们跟人家没法比，人家是官X代、富X代、学X代、演X代……，我们跟人家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我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在机会上存在不公平，但我还是要给同学们一些修正：一是你所认为的人不如你，可能存在评判上的误差，你不能以自己某方面的强，去忽略或无视别人它方面的强；二是靠计谋甚至伎俩，能谋一时之位，取一事之势，但很少有走高走远的；三是你如果以一时一事之不平而选择靠伎俩或计谋去竞争也不一定能取胜，因为你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更要命的是，你一旦做这种取向，就会从此矮化自己，降低自己的人生竞争力。
五是扩大眼界是一辈子的事情。眼界就是我们每个人睁大瞳孔撑开眼帘的能力。瞳孔能张多开，取决于你眼里能容纳多大世界。因此，无论你们有多忙，在一生中都要坚持读有价值的书；无论你们处于多么迷之自信的氛围，都要关照世界和现实；无论你们的环境有多么复杂和世故，都要保持独立客观的眼光。
可以改变的命运与难以翻越的墙
在准备致辞时，刘守英征询女儿的意见，女儿再三“警告”：“切莫在这种场合以你们那代人的习惯空谈理想！俗！”但刘守英认为，理想是个好东西，是不分代际的。
刘守英是湖北洪湖人，农民出身，他小时候，“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个整劳力所挣取的工分还换不来一家五口人的温饱，我和弟弟有时还得挖野菜掺着大米煮了充饥，父亲抽的几分钱一包的‘大红花’也是靠我们弟兄拾破烂换来的”。
寒门苦读，1981年他考上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硕士七年，分到北京工作。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刘守英写了《一家子教我的改革》，回忆一家农村人几十年的北漂历程。最早是母亲和妹妹，她们90年代初在北京的长途车站卖茶叶蛋和凉白开，后来一周去一趟白沟进货，再到菜市口和虎坊桥的市场门口卖各种小商品。经过近两年市场游击生活，练就了“手快、眼快、脑子不糊涂，还要和城管捉迷藏”的本领。不快，会怎样？“我们第一次到大钟寺市场进货，一转眼功夫就被其他商贩把车上的东西顺走了。”
再往后，弟弟弟媳、姐姐一家也来北漂了。姐夫卖菜，姐姐在安贞附近的公园门口卖冰棍，维持生计及两个儿子在北京读书的开支。弟弟是英语师范毕业的，他一边在安贞一座桥上卖书，一边准备硕考，期待改变命运。
刘守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忙课题，忙调研，1993年还出国访学半年。出国回来，看到弟弟一家搬到外经贸大学附近一间临时房屋，周围倒满了住户倾倒的垃圾！他横下一条心：必须改变这种境况！他将手头仅有的积蓄拿出来注册了一家信息公司，在一些媒体上做信息广告，同时哥俩利用英语优势承接一些翻译业务。“那种几乎摧毁人的自尊心的经历让你既体验到人世的残酷，又让你感受到绝处逢生的无量极限。”
真正让他们的命运得以改变的是，经人介绍认识了京城某出版社社长，以每本5000元买下4个书号，从此进入“二渠道”做出版。几经尝试，选择找好的外文书直接翻译出版。他们有时间就泡在北京图书馆，跑书摊、逛书城，到国外访问有空也是跑书店、出版社、图书馆，寻找一切可能的出版源。
这篇回忆文章最后一部分写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靠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命运，但是有些由体制砌成的墙是你无法翻越的。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讲，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
最初，弟弟把姐姐的两个儿子领到北京，没有学校接收，托人上了一个当地孩子根本不去、已经没有什么生源的小学。小学毕业，拿到没有入学证的毕业证。如果为了孩子读书全家迁回，已经付出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只能在住处附近找了一所已没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继续学业。老大读完初中，如回到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学生竞争，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职业中学，企图学点谋生技能，进去后才知道这类学校除了收钱，什么也不会教。老二天分很好，在北京读初中成绩不错，读完初中回老家到洪湖一中，由于两地学习状况差别太大，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老远，后面更加吃力，高考落榜后只得去当时的北大继续学院读了三年书……
“最近我们家又开始揪心，这次发愁的是这两个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称的‘农三代’。比他爸爸时代进步一点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学，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们上一辈时，我们就抱着希望等啊等！如果这两个孩子还是只能和他们的爸爸那样无奈地回去学习，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怎样的命运？”
一切都变了
如果你了解刘守英的“全家北漂史”，就会理解理想、奋斗、命运这些词语的含义。他致辞中的每句话，都饱含着生活的启示。
在回忆文章的最后，刘守英写道：“感谢我们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减轻了我的重负，让我还有气力去思考一些与个人衣食无关的问题。我们家四十年的历程，也让我坚定了改革的真义：向百姓开放权利，向百姓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
在2019年人大经院691名学士和硕士的毕业典礼上，刘守英再次致辞，题目是《人生就是翻过一堵一堵的墙》。他翻过的第一堵墙是从洪湖农家考进复旦，第二堵墙是一家人奔首都求生活改善的爬坡，第三堵墙是从农村娃变成研究者，正在翻的墙是到大学从事教育。
他说：
“与你们的上几代相比，你们确实是迄今最为幸运的一代。你们在60后的呵护下成长，这一代的努力和打拼保证了你们的衣食无忧，物质丰裕，他们把你们遇到的各种不顺都扛着，遮挡着，避着。你们在国家日日升、干什么成什么的时代长大。你们在国家的开放中学到、听到、见到的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外部世界。但是，所有的好事不会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当你们走向社会时，一切都变了。你们的父母（60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所有的一切轮到你们来玩了，国家的高增长年代结束了，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外部世界。
“同学们，你所得到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你在人生的征途中要遇到一堵一堵的墙。成功的人生就是将这一堵堵的墙给翻过去。人与人的差别就在于有的人倒下了，甚至被墙给埋葬。”
43岁的张明转发56岁的刘守英的致辞，可视为70后对60后的肯定，以及对80后、90后的寄望。
张明可能没有想到，这篇致辞在群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持续多日。而平时一个话题一两天之内就会结束。
争论的焦点，是张明和二师兄对于“勉励年轻人奋斗”的不同看法。
真的就是，只是拼命活着而已
二师兄看到刘守英的讲话，提出“部分不同看法”。
说实话，我觉得努力可能只占一部分，（人生）主要还得靠运气，除了性格外，更多的是资本和底子的内生结果。换言之，“奋斗”与“理想”可能和大多数人都无关，只有少数人有超常规胆色跨越自己的阶层去奋斗与追逐超越阶层的理想。其实观察身边同代人，大多数人都是挺能吃苦也较真的人。但大多可能都有重拳打水的感觉，怎么努力就是看不见回报。或者说能够从事理想工作要么有资本，要么有运气。
一方面是现在各方面都比过去成熟多了，要产生成就感产生回报的期限变长了。我工作以后，遇见过很多老师，总觉得自己年轻时吃过苦，都经历过，怎么可能理解不了学生的困难？跟学生接触越多，发现自己还真不是都能理解。也许过去我们吃生活的“辛苦”多一些，但现在学生吃“心苦”更多，这一点也恰如刘守英老师所言，不确定性加剧了。
相比而言，过去的努力具有相对更高的确定性，因此那时候的辛苦也是“幸苦”。另一方面，我们容易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多青涩，我也常觉得宏微观就那点东西，学生怎么老是搞不清楚，其实认真回想，自己年轻时比他们傻缺多了。
奋斗和理想是没错的，但是是不是老一代的奋斗经验对年轻人还适用，这个事得年轻人们自己去探索。
总体而言就是，可能以后年轻人比我们更难了。有个数据，未经考证，就是4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35岁时已经掌握了社会财富的50%，而7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35岁时只能掌握社会财富的5%。这个数据准确与否，不知道，但我想代表的分配趋势是没错的。从这个意义上，听前辈的经验，多少有点“不接地气”。
改革开放四十年，让人们感觉生存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谈奋斗理想就是政治正确的事情。其实生存并不容易，GDP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都是实实在在的多少人多少家庭今年又没能攒下足够的钱，多少父母为孩子只能节衣缩食。
经济学非常冰冷，也非常TOUGH（艰难）。也许度过生存线，在未来的青年一代中，确实是一个能否进入为理想奋斗的分水岭。我们总不能因为自己度过了生存线，就回头说学生们不够奋斗不够有理想。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当前，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真的就是，只是拼命活着而已。从宏观周期和结构角度来看，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可能更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有个人建议，在未来十年做好一件事到极致，比做好三件事，可能要好一些。因为未来拼的不是发展，而是生存。在拼发展周期，做得越广越好，在拼生存周期，做得越专越好。
年轻人，要aim high
张明在群里看到二师兄的评论，以《如何在阶层流动性下降的状况下实现自我成长？》为题，写了书面的交流：
一直觉得你对人生的态度有些悲观。既然你写了这么长，我也来回应一下。
首先，我承认，近年来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社会阶层利益固化导致阶层流动性下降，年轻人面临的机会变窄，这是事实。
但是，你提到的“观察身边同代人，大多数人都是挺能吃苦也较真的人”、“绝大部分人的工作，真的就是，只能拼命活着而已”。这两个判断是否正确，值得商榷。
其实，在当下这个时代，活着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你想怎样活着。是在一线、二线、三线还是四线城市？是住豪宅、公寓、经济适用房，还是租房度日？是鲍鱼海参还是粗茶淡饭？
不难看出，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其实不是拼命活着，而是拼命更好地活着，拼命去按照社会潮流塑造的规范活着。
那么，这就变成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社会潮流塑造的规范是否合理？一个年轻人是否一定要留在北京？如果留在北京，是否一定要有房有车？房子是否一定要是豪宅，车子是否一定要是豪车？即使有了这些东西，你的人生是否就一定成功？你的内心是否就一定充实？换言之，你是否具备能力去抵制物质的诱惑，而追求内心的丰满？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给自己设置了较高的目标，你是否真的足够努力去争取？
你是否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有效的学习与工作中，而不是将大量精力用于看微信与抖音？你是否真正在不断总结社会精英与身边优秀人物的经验教训，并不断修正与提高自己？你是否能够既心怀高远，又不断制定脚踏实地的小目标，不断激励自己前行？
你是否能够看到这个社会还能够帮助你摆脱阶层固化的行业（例如金融与IT，当然也包括其他），从而坚定不移地塑造自己的核心能力，去帮助自己在行业中获得一个位置，并不断提升自己的位置？你是否不满足于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营营役役，而是在不断提高与警醒自己？你是否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停滞不前，不再进行真正有效的学习？你是否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而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接受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通常蕴含着新的机会）？
即使在一个阶层固化加剧的社会中，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依然存在。但是，这样的机会，只会留给具备成熟心态、坚持不懈努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而不会留给自怨自艾、不断给自己找借口、不断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的人。
未来是一个科技迭代不断加快、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要立于不败之地，的确要如同刘守英老师所讲的，用确定性去应对不确定性。
所谓确定性，是要在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塑造自身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核心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快速学习的能力与终身学习的毅力；不断积累自己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框架；简洁、生动、有效地进行书面与口头表达的能力；一个不断扩展的、有效的、彼此信赖与帮助的朋友圈；一个强健的、能够经受各种挑战的身体与心灵；持续从阅读中获得滋养与更新的习惯；充分利用时间的能力；信守诺言的形象；充分享受自然之美与社会之美的能力。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烦恼，但烦恼绝不是自怨自艾与停滞不前的理由。年轻人，就应该有朝气。而不是一副已经被生活摧残得千疮百孔的样子，世故、老成而悲观。年轻人，要aim high。
能否鼓励悲观地奋斗
二师兄看到张明的教导，进行了第二轮辩述。
张老师每次都说我悲观，但我其实内心很乐观。
我想说的是，用乐观作为“正确”价值观去要求学生，是否考虑了足够多的异质性。学生是否可以“悲观”或者听取一些“悲观”意见呢。
张老师说的这些，都落脚在那些最优秀的学生群体。那些差生怎么办？谁来关心？怪他们自己不努力吗？我经常跟不同院系老师交流，遇见过很多优秀的前辈老师从小一路就是地方省重点上来的，他们说他们根本都无法想象念普通中学的学生能够有什么前途。
实话是，张老师您太优秀了。您讲的这些道理，对于一个能够自发自觉努力学习的学生（就是那种天生踏实的学生），或者能够三生有幸遇见自己兴趣的学生，也许能够感同身受。但很多学生，既算不上天生踏实，也没有运气遇见自己能把一本教材连看五遍的学科，你让他们怎么办？过多的正面激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压力。因为刘守英老师讲的那些话，在这些差生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指责怪自己不努力不认真没理想见识浅。
而我想讲的是，能活着，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人能够努力地活着，就算是拼命地追逐更好地活着，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算得上一种“悲观”的理想。
去年潘基文讲了一句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跟年轻人讲competition and passion（竞争与激情），但我现在老了，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跟年轻人讲compassion（同情心）”。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优等生往往自然就可以做得很好，但学校里面的差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鼓励他们，是否也有积极意义？当然，大概率我们也不会让差生变成优等生，但是能好过一点就好过一点，心理层面也可以。谈理想，真的对于大部分人，是一种奢侈。
此外，从学术层面而言，我始终相信努力与否大概率是个内生结果，而不是个人志气的选择。
首先是性格原因，这一点无需多言。其次是客观原因。多篇literature（文献）证明，marginal production（边际产出）对于人的目标视距、社会勤劳和努力程度、冒险精神，存在显著的内生影响，即便是体现在移民几代的后代人身上，依然显著保持着这种差异影响。
这部分研究，往大了可以解释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演变差异，往小了，可以直觉描述为什么南北方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勤劳程度存在差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努力，也许是另一种现实的内生结果。
张明在个人的公众号将《如何在阶层流动性下降的状况下实现自我成长？》公开后，二师兄进行了第三轮辩述，并将三次辩述都公开在公众号上，题目是《能否鼓励悲观地奋斗》。这一轮的主要内容是：
感谢张老师如此认真的回复。我唯一有异议的是，我真不悲观。我特别乐观，因为这两年运气好。也许以后哪天运气不好了，会悲观。
虽然咱们同门群里大部分仍然是某种层面的“社畜”，但实话说，别说张老师的群，就是咱同门群，未来也远非占比例最大的社会下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谈论“个人对于奋斗的选择权”时需要更为慎重。
张老师讲的奋斗肯定是对的，但如果加点我的“悲观”，我的意思就是最佳奋斗的窗口是很窄的。我感觉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20几岁的年龄努力不够，到了30几岁如果能认清现实从20几岁的事情做起，人生依然机会无限。但现实是，要求一个人在30几岁做20几岁的工作和学习，要求40几岁的人做30几岁的工作和学习，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部分人就进退维谷随波逐流。
总体而言，奋斗是对的，但最佳的奋斗时机，总是稍纵即逝。这也是为什么我同意读书时真的得认真读书，毕竟回头极难弥补。
我不是非要唱反调，乐观是对的，我只是说大部分人都得认清现实，审慎乐观。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正确认识到自己要先活着、活好一点，也是在奋斗之中。接受自己可能还不如低年级后辈，向后辈学习，可能也是真正奋斗的起点。而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奋斗可能与大部分人无关的原因之一。
此外，本科硕士群体区别较大。家境差学习差的多半就业，家境好学习差的多半出国，家境差学习好的多半保研与考研，家境好学习好的也会出国。过去对本科生群体缺少接触，我原来感觉这年头不会有人再为读书这点钱发愁，毕竟房价都到什么地步了。可工作以后，（发现）已经有不少学生放弃tier1（一等）院系转而去小众国家念书，就为省钱，我才发现本科生群体和硕士生群体差距显著。换言之，哪怕连能读研的学生中，多半都有资本内生因素，现在国内部分专硕学费堪比出国。
平凡人也有平凡的梦想
“讨论还在继续，目前谁也没有说服谁，导师和二师兄讨论的目的和实质其实是一样的，即鼓励学生奋斗：导师强调乐观地奋斗，要aim high，而二师兄则侧重悲观地奋斗，要理解学生的难，而非简单地push。”
刚刚入张明门下两个多月的小师妹，也在公众号上谈了她的看法。
作为一名即将接受社会毒打、挣扎在生存线的研究生一年级生，我对阶层的固化以及社会环境的恶化尚无切身体会。只能结合个人简单的人生经历和所见所闻来就某一个小点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导师提出的“aim high”我是赞同的。不管处于哪个阶段，人总归是要有目标的。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本科阶段非常茫然，既无远大目标，也无短期计划，便东尝试一下，西捣鼓一下，最后大学四年下来，辛劳但无所得，或者说没有取得大众意义上的成果。而我那些很有目标且有执行力的同学，大多得偿所愿。
那这个“high”究竟是多“high”呢，二师兄提到的“学生异质性”提供了回答的思路。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历练，很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从自身的经历来看，与群里众多优秀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可能有些不同，我小学与初中都上的是普通学校，直到高中才就读市重点学校。一路走过来，虽不无风雨，但倒也顺利地上了大学。
随着年级的增长，我逐渐发现我的同学真的非常优秀，就像二师兄说的，“学习好、家境好，个人还十分努力”。比如，有同学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以至于托福口语满分，为人谦逊好学；有同学学习能力超强还求知若渴，同班三年我未曾见过他上课开小差；有同学天资聪颖、接受能力超强、没什么问题是熬一个夜解决不了的；有同学是极致的完美主义者，老师课上布置的任意一个作业包括公式的推导他都会完成得非常漂亮，还会弄成PDF格式，方便阅读和保存；有同学是天生的演说家，展示课静静地坐着听他讲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有同学博览群书、知识面一望无际，不管是任何问题找他都能问出个所以然；有同学极其自律，大学四年晚睡早起，坚持学习……
上述的经历使我享受过学习好时如鱼得水的愉悦，也遭受过学习不好时的苦苦挣扎，甚至是自我怀疑。
因此，我既切身体会过也亲眼目睹过“差生”与“优生”的感受和经历，也明白有些壁垒不是通过简单的努力就可以逾越。但在摸索中，我慢慢地理解到，人应该更多地去纵向比较而非横向。
人与人之间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也可以说是有差异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磨难和历练。由于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培育等原因，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它并不只属于天资聪颖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之人，平凡人也有平凡的梦想，因此每个人要找准自己的目标。
正如梁鹤年教授在《家有四男》中谈道，我们要给自己定下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在尽最大能力可以完成的基础上再往高一点。也即，每个人都有权利且应该树立自己的目标，要奋斗。
优秀如我前面提高的同学和更优秀的人，自然更应该志存高远；而像师兄师姐提到的，不是每一学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学生，他们也应该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而树立目标和坚持奋斗。
比如我支教期间认识的一个学弟，虽然学习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但烘焙能力超强，偶尔看他分享糕点倒也美滋滋。而对于他来说，生活自然也应该是有目标且充满奋斗的，比如定期学习烘焙知识、不断改进烘焙技艺等。
对于阶层固化、社会环境恶化，确实，这一现象的确存在，而且可能比我想象中要严重，有人在享受生活、有人在追求生活，然而也有人在求生存，甚至连这机会都没有。这使得非既得利益者非常痛苦，尤其是对于致力于打破阶层藩篱的有志者来说，这简直就是酷刑。
但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选择我们生存的时代，环境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环境依靠我们自己来改变太难了。
刘守英教授在其人生经验分享中也有相关陈述，“靠伎俩或计谋走不了太远”。对于这些问题，战术上重视而战略上藐视。正如徐高老师课上说的那样，“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要勇敢地接过接力棒，努力地完成时代交由的任务。500年后，当我们的子孙打开GDP比重图，他们会对我们这一代的作为表示称赞，而不是破口责骂我们瞎搞，乃至中国被开除球籍，当代年轻人，还是应该有抱负、有情怀。”
问题是固然存在的，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问题则是个人的选择。
最后想起一个玩笑，“如何方能成为最强的人？”“努力地活得更长，等反对你的人都老了去世了，那你就是最强的了。”（哈哈，皮这一下很开心，希望接受社会毒打之后依然能笑得出来。）
各位朋友，您如何思考奋斗这个既激越嘹亮又充满辛酸的话题？
无论哪一代人，无论面临怎样的历史境遇和代际特征，奋斗本身从未停止。
对某些人来说，奋斗是为了更好地活着，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对某些人来说，好好活着，也是一种奋斗。好好活着，也需要奋斗。
真的都不容易。
但这就是选择。只要是真正的选择，就无怨无悔。
感谢一代代的中国经济学人，始终在呼唤奋斗，呼呼创造更好的奋斗环境。
也要感谢微信群、公众号和朋友圈，这里流淌的情感、思想、信息、意见，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社会，认识对方，认识自我，即使经常有令人不快的信息，但基于真实的对话，才可能导向真知。正确的前提也在于真实。来自四面八方，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真实愿望汇聚在一起，就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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