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大疫之下，两个世界”（量子学派）。

有人探寻真相，刨根问底；有人疯狂举报，强制删帖。

有人缅怀李文亮，致敬吹哨人；有人抹黑吹哨人，支持信息管制。

有人科学启蒙，探寻国家治理之策；有人散播阴谋论，收割智商税。

有人担心严防死守引发破产、失业与经济衰退；有人正在奏响胜利的凯歌。

有人抨击中国，要求向世界道歉；有人嘲笑欧美应对不力，指责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发出警告：

如今的世界像极了1930年代——巨大的财富和政治鸿沟，导致国家及意识形态冲突严重，债务堆积如山，央行无力回天，社会矛盾尖锐，世界秩序面临重塑。

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了过去失衡国际秩序。此后，欧美民粹运动泛起，美国建制派失势，世界秩序混乱：

美国制裁俄罗斯，中美贸易战爆发，英国最终脱欧，美军“斩首”伊朗将军，新冠疫情向全球扩散，欧佩克＋谈崩，金融市场动荡。

全球化时代，商品、资本、人才、信息、技术及病毒，在“平的世界里”快速流动。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震动；一国爆发疫情，世界快速传播。

原本居于垄断地位的各国政府，如今不得不在同一个平面里相互竞争。如美国政府减税，印度、中国等国跟进，互相争夺国际资本及人才。

但由于全球化治理倒退，国家及意识形态矛盾摆在台面上直接交锋。

这次疫情，正是幽灵给世界各国政府一次公平大考。考验他们的国家治理能力，看谁的行政效率更高，看谁的制度更加可靠。

人心，是裁判。

但人心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为了争取民心，相互指责对方治理不行、应对不力，出现“一次疫情两个世界”的火爆交锋场面。

风月同天，人心各异。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交织，导致对话与讨论失去基础。不过，经济学给了我们一个理性的视角，探讨大疫之下国家治理的逻辑以及如何与病毒风险共存。

本文逻辑：

一、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死亡？

二、欧美国家为何“缴械投降”？

三、人类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注：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并与好友分享）

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死亡？

3月初，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比如，医院不堪重负，医疗物资紧缺，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在最艰难时期，医院多数科室都停止接待非重症病人以降低感染、节省医疗资源。但很多病症得不到及时治疗，也会因感染、恶化拖成重症，或者疾病突发，威胁人的生命。

武汉市每月平均有一万多婴儿出生，若医疗资源不够，孕妇及出生婴儿的风险则会增加。

当然，也有人说，疫情期间全国人宅在家里，也会减少交通事故死亡，甚至提高婴儿出生率。

（可略过：两个月宅在家里，两夫妻都快处出感情了，感情与日俱增，加上避孕套紧缺，受孕率上升。但疫情高峰期后，离婚和人流手术都在排长队。）

所以，社会秩序中断，市场受阻，这笔“生命账”要看整体，不能光看肺炎病毒。

经济学家梁建章在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给我们的生命算了一笔账。

有人说，复工复产是要钱不要命。其实，若没有了“钱”，也是要命的。

梁建章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1】。

这意味着什么？

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国内已超过3000人。但若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困难，导致GDP下降1%，那么人均寿命也将减少10天左右。

人均寿命减少10天，这一宏观的数据，不容易触动人心，毕竟没有落到个人身上。

若具体到个体，可能有人因体检被耽误而突发脑溢死亡；可能有人因企业开不了工而破产、失业、降薪，诱发离婚、疾病、寻短风险。这些消失的生命及生命期限，也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所以，抗疫，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这场疫情面前，我们要经营好生命总账本，但更要经营好经济总账本。

当然，还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生命是无价的，怎么能用经济来衡量呢？怎么能为了保经济而放弃生命呢？

生命固然无价，但只要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生命便无法摆脱被“定价”。因为市场意味着风险，风险意味着成本，成本意味着投入，但因资源稀缺，投入总是有限的。

问题来了，我们需要拿多少钱来控制一个个风险？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实上，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汽车厂商改进设计，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车厂商需要投入多少钱确保交通安全？事故率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一个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

去年3月，埃塞俄比亚波音737MAX客机坠毁，157个生命消失。我写了一篇文章《航空安全三大悖论 | 人类能否摆脱空难的梦魇？》：“航空安全只是航空公司作为一种成本收益的考量项。”

在航空事故赔偿与航空安全保障成本之间，市场会指引每一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零配件商及保险公司，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精准计算。

随着安全边际投入增加，事故概率会下降。当事故概率引发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投入时，企业就会停止增加安全资金。这种事故风险，我称之为“小于号风险”。

以马航MH17事故为例。2014年马航MH17民航客机在乌克兰边境被导弹击落。这次事故是马航一次失败的赌博。为了节省燃油成本，马航忽视国际民航组织的危险警告，拒绝更改航线，最终导致近三百条鲜活的生命消失。

人们批判资本家将他人的生命，纳入其成本收益的计算题之中（马航确实应付出代价）。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将他人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纳入自己的损益表中。

福利经济学家擅于计算生命的价值，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做过这样的计算【2】：

从上海飞到新加坡，假设同一时间只有两个航班可选。这两个航班来自AB两家不同航空公司，他们的其它方面的水平是一致的，只是B公司的安全记录比A公司更差，事故死亡率高百万分之一。

通常，人们都会选择A公司。

但是，若B公司的航班票价比A公司低10元。你会如何选择呢？

这时，有人便会在百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与10元之间权衡。只要你权衡了，不管你选择A还是B，都表示你对自己的生命在估价。

若你选择B说明，你对自己整个生命的估值是1000万（10元除以百万分之一）。若你选择A说明你花费了10元，降低了百万分之一的死亡概率。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冒险的旅行。生活面临交通事故、病毒、污染、投资等无孔不入的风险，我们很多选择都是在给自己的生命估价。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一项冒险性的平衡艺术。疫情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我们要花多少投入（金钱、时间等成本）来化解这个风险。这时，我们需要算一笔经济总账。

梁建章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流感的经济总账【1】：

根据历年数据，流感传染率大概为10%，患者死亡率为0.2%。那么，在整个人群中，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二。

假设患者人均寿命为60岁，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那么每个人病死的人就缩短了20年的寿命。按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算，整个社会人均寿命减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万分之二）。

假如对流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采取强力社会管控，但社会管控导致GDP下降1%。而根据上面，GDP下降1%，人均寿命则下降10天。

如此，这种管控其实是不划算的。

所以，正如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他的临终遗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写的【3】：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

可见，张文宏医生具备“好经济学家”的潜质。

发现“看不见的”，才能计算好经济总账，让生命价值最大化。

谁掌控了这本经济账本？

这成了这次抗疫的核心分歧，出现所谓的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

中国模式很容易理解：

政府是账本的掌控者，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封闭小区，国人宅家，然后由官方调控医疗物资，各省及军队驰援湖北，最终闷死病毒，速战速决。

中国模式的执行条件非常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纪律性和忍耐力超强的国人。目前，极少国家具备这种条件。

这种模式，看得见的效果是，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没有进一步扩大，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对国人的生命威胁。

中国把疫情当作一场全面战争来打，故称为“战役”。

不过，这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为了闷死病毒，中国上下付出的代价不小：

第一，医疗体系遭遇冲击，全国医院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身心俱疲，医疗资源紧缺，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风险增大。

第二，市场中断，经济停摆，社会承压，产业链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大增，导致部分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债务上升。

如今，经济恢复缓慢，很多之前“看不到的”逐渐显现。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所以，政府计算的是国家这笔经济总账。政府就像一个天才式的经济学家，发现很多“看不到的”；也像一台量子计算机，调度各类资源，平衡各种利益。

比如，对湖北及援鄂医护人员的经济补偿；补贴因免费通行而受损的高速公司；放松调控刺激楼市；对企业减免税收及社保。

但是，尽管如此，依然还有很多地方、企业及个人无法被“照顾”到。比如两个月管制带来的收入损失、债务负担、失业风险、预期受挫等等。

当今中国，依靠庞大的市场机制来满足不同个人、家庭及企业的多元需求。由于信息分散（信息分散理论），任何个人及政府都无法取而代之。政府补偿了这些个人、企业，定然有另外一些人因此受损。

比如，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保障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及相关工人的就业。但是，这定然导致部分私人投资被挤出，其它公共用品供应受挤压。

所以，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严防死守+大基建强刺激”，是政府主导的、刚性的、整齐划一的。

不过，欧美模式大为不同，不容易让人理解。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最开始时，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大规模传染后，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即便如此，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同时还不停学，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再看瑞典，瑞典官员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要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

再看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几十人，不算事。不过，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赛，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断与欧洲的旅游，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以上这些表现，足以说明欧美“小政府”在疫情面前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

中国模式是大政府来掌控经济账本；欧美则是个体自己掌控自己的经济账本。这里的个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刚性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欧美模式是柔性的、分布式的、多元化的。在欧美模式中，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及政府，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生命价值，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状态。

个人根据疫情选择是否出门、上班，企业选择是否开工，NBA选择是否停赛，社区选择是否封闭，政府选择是否提升防控级别，美联储选择是否降息。

比如，疫情蔓延和油价崩盘重创美国金融市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以及“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救市。

又如，疫情快速在美传播后，国会众议院制定了一项应对新冠病毒法案，确保带薪休假、失业保险以及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从个人、企业到国会、美联储及政府，所有人的选择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单独做出来的。特朗普不能命令国会、美联储、企业、个人怎么做，甚至很难命令州政府怎么做（联邦制）。

再看美国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第一防控是防控入境，当防控入境失败后，进入第二道防控，即温和防控。所谓温和防控，类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针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轻度患者自行隔离。

如果温和防控失败，全国失守，美国才会转入战时防控。

如西班牙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或药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紧急情况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须待在家中。但是，根据西班牙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持续15天，以后议会需要讨论并决定是否延长。

所以，中国式防控，是美国最后一道防控。除非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启动。

为什么不会轻易启动？

站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也需要算一算经济总账。

到3月15日为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染率为0.0000086（美国流感传染率为0.08），病死率为0.02（美国流感病死率为0.005）。那么，在整体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极低，远远低于流感。疫情对美国整体人均寿命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联邦政府实施中国式管控，可以预计美国金融市场立即崩盘，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定然波及全球经济。

假如这种严厉的措施导致美国年度GDP下降1%，意味着人均寿命下降10天。特朗普定然不会做这种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但是，这种计算与第一部分一样，都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疫情是动态的。任由疫情扩散，感染人群、重症患者、死亡率都会增加，也可能导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症比例在10%-20%之间，病死率可达3%-5%。

所以，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个人、企业一样，随着疫情的变化，计算得失，拿捏尺寸，选择是否增加或降低防控级别。

如果现在采取战时防控，定然冲击整个医疗体系，可能导致更为糟糕的后果。

比如，2009年H1N1型流感大流行，墨西哥采取封城措施，但最终失败。美国在尝试强力管制无效后最终放弃，转为季节性流感的管理模式，即温和管理。这场流感导致美国6000万人感染。

不过，特朗普怒批美国疾控中心（CDC）在H1N1型流感的反应是一场“灾难”。他希望提高防控级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提供大规模的检测试剂。

美国已十几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该市从3月16日起实施宵禁。

美国模式的条件也非常严格：

一、信息透明无障碍流通。

联邦政府、州政府、美联储、国会、社区、企业及个人都是按照市场原则计算各自的经济账，这么做的前提是，疫情信息不能被隐瞒、篡改，且高速流通。

二、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的边界非常明确。

政府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尽责即可，个人也是如此。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越界，比如实施强有力的管控，可能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必须作出相应的补偿。

这是联邦政府不会轻易启动战时模式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及医疗资源。

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过2900万流感病例、28万重症患者的冲击。美国的社区全科医生体系，对发现病人及防控起到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温和管控针对的是重症病例，对重症医疗资源及医疗技术的要求高。

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都采用美国模式，意大利的情况要比新加坡、日本糟糕得多。主要是意大利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拖累了公共医疗建设。

目前，意大利病例过万，重症估计有2000，但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而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人类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这里不论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孰优孰劣，只看这两种模式是不是有冲突？

上个月，一位从事玩具出口的老板跟我抱怨，韩国订单催得紧，国内又找不到工人。前几天他又跟我抱怨，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人开工生产，韩国客户让他先等一等。

若不是经济全球化，中国、美国各家采用各法消灭病毒，也就相安无事。但是，当今这个时代，病毒与资本一样在全球快速流通。

从病毒传播路径来看，第一波中国，第二波日韩伊朗，第三波欧美国家，然后回流国内出现第四波。

前两个月，欧美国家抱怨中国封城，切断供应，中断经济，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

如今，暴风眼转移到了欧美国家，不少中国人对欧美国家“佛系”抗疫极为不满。

欧美国家做好了与病毒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英国政府说：“延缓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减少峰值、扩大峰值，而非完全压制它”。

英国卫生部长透露，最坏的情况是，全英国80%的人将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5000万到5800万人。

美国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可能将出现9600万个确诊病例、480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因此丧命。

把新冠疫情当流感，怎能“视死如归”？

这其实是欧美政府核算过经济账做出的选择。

欧美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个人与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权也人人有责。即使特朗普没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连任大选失败，美国制度不需要为此负责。

中国的政府压力就要大很多。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

如果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与病毒共存，那么中国的输入性风险一直无法解除，防控就不能完全彻底解除。如此，定然会影响中国复工复产、外贸出口及经济恢复。

但是，欧美这种温和防控与中国模式是冲突的。

欧美责怪中国将病毒传染给他们，中国指责欧美防控不力导致病毒扩散并输入中国。这种指责难免就会上升到政府国家治理及意识形态上。这就有了文章开头“一次疫情、两个世界”的冲突。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如何在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恢复之间寻找平衡。

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我们该如何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本质上，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探寻更加科学的国家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通过这次疫情的打法，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像下象棋：中央首脑坐镇中央全权指挥，马走日，象走田，卒只进不退，层次分明，规则清晰；楚河汉界为线，敌我矛盾清晰，中国人与新冠肺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美国像下围棋：战局铺开，多头作战，分布式围剿；白子黑子混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很显然，中国擅长打闪电战、歼灭战，美国更像打持续战、消耗战。

各有优势，国外这么一直消耗下去，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不得不探寻，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机制，这也正是我们一直苦苦摸索的平衡：病毒防控与经济恢复。

即使中国打赢了歼灭战，国外依然还有输入；即使新冠疫情最终被彻底消灭了，依然还会有其它病毒及风险出现。

这是由市场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在市场时代，我们无法彻底消灭风险，消灭了风险也就消灭了市场与财富。因此，我们需要从市场的本质着手提升国家治理。

在农耕时代，国家治理模式都以农耕计划经济为基础，其特点是集中管控。

在市场时代，国家治理模式则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其特点是法治化、分布式。

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巴斯夏、哈耶克），没有中央机构指挥，个体根据自我利益最大化决策，价格机制调节各种资源有序配置。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市场自然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他们在这种观点上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具有激励性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公平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具有激励性的制度，以此引申出对公民权的保护。

所以，与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相匹配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种产权明晰、保护公民权的分布式模式。

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责任非常明确。在制度之下，个体及政府的决策是独立的、分散的，皆以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从而促使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

如何能够保证这种国家治理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种模式的短期效率不足。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

这种模式的偶发风险更大。若美国某个州政府、公司、社区、个人掉以轻心，可能引发聚集性感染事件。

比如，NBA爵士队球员戈贝尔被确诊，引发NBA停赛（多灾多难的一个赛季）。在记者招待会上，戈贝尔缺乏警惕心，故意触摸话筒与桌面。又如，可能因某位政府高官中招，导致联邦政府停摆。

但是，这种模式可分散风险。即使联邦政府短期停摆，特朗普连任失败，也不会影响国家大局。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这笔生命总账、经济总账，肯定得不偿失。我们需要激励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共同应对，多管齐下，分担风险，又各取所需。这就是分布式管控。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病毒、风险共存的长效激励机制。

保护个人产权及公民权具有激励性。个人、企业、社区、政府不需要成为“好经济学家”，他们不需要看到“看不见的”。每个人管理好自己的经济账本，只需要按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即可。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欧美不主张人人戴口罩。其实，戴口罩是个人的权利。政府没有权力强制不生病的人戴口罩。如果政府要求每个人戴口罩，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口罩等相应的公共用品。这时，政府需要成为一个“好经济学家”，发现并补偿个人的“看不见的”伤害。

随着疫情升级，从个人到政府，每一个决策都在计算自己的经济账，激励个人创造最大价值，因此社会福利最大化。哪怕最后个人选择放弃工作，企业选择关闭工厂，政府宣布战时模式防控，也是如此。

但前提是建立公平的制度，否则会陷入更糟糕的“囚徒困境”。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如今与病毒共处的国家治理模式，值得研究。

当然，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真正内核是科技进步。保护个人产权的制度，才能创造足够多的财富，激励医疗技术持续进步（如瑞德西韦）。

一百年前，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世界10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17亿），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病死率超过5%。

之后，人类与流感共存了100年，但至今无真正的特效药。不过，死亡率却下降到万分之二左右。这得益于医疗技术及人体免疫力的提升，还有丰富的物资及先进的制度。

所以，抗疫，是经济战、科技战，本质是制度战（制度经济学角度）。

在全球化时代，与病毒共存，与风险共存，一个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乃长久之策。

这次，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大疫之下，两个世界，让病毒见笑了。哪天病毒怂了，人类“连说出‘胜利’都应该怀有羞耻之心”（牛皮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