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撕前东家”成池子最精彩作品,中国脱口秀还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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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融资:Pre-C轮|未披露|20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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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年有了蓬勃兴旺的脱口秀市场,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脱口秀”究竟是什么。

编者按:本文转自Epoch故事小馆,作者陈麻薯,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现象级的“后浪”话题中,池子的遭遇是个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一个离经叛道而又天赋过人的年轻人,遇到了大好机会,年少成名。然而在资本的大潮里,也只是无数被收割和欺压的浪花中的一朵。

能不能安全上岸?谁都不知道。

池子自己也懂这种黑色幽默,连声明都在“尽力好笑”。“我是笑果最大的项目”“笑果找的不是律师而是p2p”“以为自己是厨师结果是盘菜”,爆梗一个接一个。

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近来最幽默的作品,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网络上维权。

那个成就了他的舞台,如今也成了他的枷锁。

讲笑话的人

中国语境里常说的脱口秀其实是翻译的误用。“脱口秀”译自英语“talk show”,指的是谈话类的访谈节目,对标到国内,《金星脱口秀》可能更符合“脱口秀”的原意。

池子李诞等人的表演,在英文中是“stand-up comedy”,中文译为“单口喜剧”。

但“单口喜剧”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建立之初,就已经和“脱口秀”产生了概念的混淆和误用。直到今天,这个误用成了全民的认知。(作者注:为了方便理解,下文的“脱口秀”指的都是stand-up comedy)

现在想来,仿佛一个“错位”的隐喻:我们这几年有了蓬勃兴旺的脱口秀市场,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脱口秀”究竟是什么。

脱口秀在各国各地的历史流变都不相同。英国18世纪的咖啡集会上,已经有人通过表演笑话互相取乐;19世纪末的美国,则是人们更认可的脱口秀起源。脱胎自杂耍戏剧的传统,表演者以“讲笑话”取悦观众。

在当时“讲笑话”的人里,有一位风头无两,座无虚席。

此人名叫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大多数时候都以作家闻名,很多人会忽略其实他还是脱口秀的宗师级人物。他的演讲盛况,到今天还是脱口秀演员难以逾越的高峰。

马克·吐温可不是闲着没事儿给大家唠闲篇玩儿。这位早早功成名就的作家酷爱投资创业,并屡屡失败。写作赚来的高额版税很快就被败得精光。破产边缘的马克·吐温想到,自己不但能写,而且会说。

1895年,马克·吐温带着家人,跨越多国,开始了自己的巡回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一路的见识趣闻,加上“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用自己的名字定义幽默,这是什么地位你细品),形式上很接近今日的脱口秀了。

演讲赚的钱把他从极度困窘中拯救出来,也帮他顺利回到了纽约。他可能是脱口秀界的流量变现第一人。

其实翻看《马克·吐温演讲集》,会发现不少拿国家地域开涮的段子,不过总体来说算得上相当人畜无害。

在马克·吐温所处的时期,吸引观众的常常是包含色情、种族歧视、刻板印象的笑话。

现在看来很不入流,却是初期脱口秀的主要底色:平民的娱乐中,真正让人开心的,向来是不够正确的事。

被清洗,又被弄脏

但有一段时期,这种不够正确的快乐都阻碍重重。

先是在英国的绥靖时期,张伯伦勋爵办公室对喜剧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所有的喜剧文稿都要先被审查,如果有段子被认为是下流淫秽的,就会被用蓝色铅笔划线、责令修改,通过了才能登台表演。

直到今天,西方脱口秀界还在用“蓝色笑话”来指代污段子。

这还不是被审查的重点。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对德国纳粹包容友好的英国,把所有对纳粹表达不满的段子都枪毙在了登台以前。

奥威尔的杂文中曾经批判过这种审查制度:

张伯伦勋爵对戏剧审查制度的害处不在于它封杀戏剧,而在于它的作风野蛮愚蠢,而且,显然由那些没有经过文学熏陶的官僚在执行。

这一制度在1968年才被废除。在之后,英国的脱口秀市场得以快速发展。

维基百科上形容说,英国观众尝试过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式的生猛的美式脱口秀,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位莱尼·布鲁斯称得上所有喜剧人的偶像。熟悉美剧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女主亦师亦友的知己。

这个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演员一生中因为涉及性、种族、宗教的大胆段子多次入狱。

既然是多次入狱,可见他其实毫无忌惮毫无收敛。

这也使他成为了言论自由的标志性人物,在他之后,后辈受到鼓舞,坚持在脱口秀舞台讲敏感的段子。被逮捕、被起诉,同时也抗议、也坚持,最后,终于不再有脱口秀演员因为演出的尺度而被捕。

那些曾经敏感的梗在今天的舞台上成了家常便饭,演员们开世间所有的玩笑。有些有深度的思考,有些可能根本没有——不是所有脱口秀都是精品,但是人永远会为带有禁忌意味的东西快乐。

脱口秀一开始就不够“干净”,被清洗过以后,现在又被重新弄脏。喜剧来自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原本就是泥沙俱下的浑浊。

脱口秀在中国

中国最早的脱口秀表演记录应当是在1990年的香港。一位名叫黄子华的年轻人从加拿大留学归来,一心想做演员而不得,在人生低潮期,预定了一个场子讲脱口秀,打算讲完就退出演艺圈。

讲完之后,他在香港爆火。

黄子华将这种表演形式译为“栋笃笑”,源自粤语中的“栋笃企”(一个人单独站立的意思)。1990年的大获成功后,“栋笃笑创始人”这个身份始终跟随着他后来的人生。

他每隔几年才会有新作品问世,每次都引起抢票狂潮。在香港喜剧圈,他是被封神的人。

这绝非虚名,在他之前,香港没有人说这种西方形式的单口喜剧,何况是一个人讲满超过两个小时的专场;在他之后,有人说栋笃笑,但也鲜少有人像哲学系背景的他一样,话题涉及民生、政治、性别等等议题的深度思考。

回归、楼市、股票、金融风暴、sars、艳照门……这座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集体回忆,而且常带着悲情底色。

他观察并讲述这一切,直到自己也成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

2003年,他在《冇炭用》(金融危机中许多香港人烧炭自杀)里嬉笑怒骂拿特首董建华开涮,万人空巷,成为创作巅峰。时值sars爆发,是香港人最担心人员密集的时刻,他的场子里仍然座无虚席。那一场的许多政治笑话,红过了如今互联网上的任何热门段子。

事后,金像奖后台,有人介绍他和董建华认识,双方的表情都有些尴尬。

栋笃笑的成功在大陆的启发,是2008年,周立波把“海派清口”搬上了舞台。

不过周立波本人一直拒绝用“脱口秀”来形容自己的表演,他觉得这种杂糅了模仿、表演和段子的形式,已经超出了脱口秀的范畴(其实这些都是脱口秀表演的常见形式,作者注)

周立波确实赶上了好时候,在此之前,上海的滑稽戏艺术早已式微,很少再有一种完全属于本土的幽默来使“自己人”发笑,直到他讲出了“打桩模子”“拿伊做特”“咖啡大蒜”的沪语段子。

周立波也丝毫不介意使用一些透露出傲慢和优越感的地域梗,他当时说,他只想做上海人的小菜,无意做全国人的饺子——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让当时的观众大呼“窝心”(沪语中贴心的意思)。

当然了,也算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各类刻板印象的传播:无论是上海看外界,还是外界看上海。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周立波和真正的海派清口创始人、自己的伯乐关栋天闹翻,爆出打伤岳父的新闻,又在美国陷入持枪持毒的花边,接受采访的时候展示了一系列迷惑行为,成为了鬼畜和段子手的精品素材。

除了这些以外,上海观众发现,他好像并没有真的仅想做上海人的小菜。

在内地的文娱圈,强调任何一种“本土意识”,都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又敏感的境地。成就了栋笃笑的元素,在上海乃至整个大陆都变得水土不服。

更何况,黄子华讲的大多数段子,在大陆没有人敢讲。

脱口秀工厂

笑果成立于2014年,做出《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这样的爆款节目则是在2017年。这几年里,中国的脱口秀市场被洗了好几轮牌。

笑果的创始人除了现在被池子撕到风口浪尖的贺晓曦,还有叶烽(也是笑果现在的法人)。顺带一提,叶烽是《今晚八零后》的导演。今天中国脱口秀的代表人物比如李诞、程璐、建国,都是从《今晚八零后》幕后编剧的身份里走出来的。

在笑果生产出爆款节目之前,脱口秀一直存在于地下的市场。李诞还不是蛋总,池子没考大学,在北京脱口秀俱乐部讲开放麦,讲到兴头上,满场乱跑。

开放麦的门票极其便宜,还不太有人看,极少有人能靠脱口秀养活自己。

2015年,“北脱”的创始人西江月办了个“首届中国脱口秀艺术节”,北京、上海、深圳各地都有脱口秀演员来参加,因为票卖得一般,演员基本上还得自己补贴差旅。

压轴的池子初出茅庐不久,但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是广为人知的故事的开头——两个月后,池子收到了别的演出邀请,并被李诞一眼看中。

西江月后来说,那是“改变了行业格局的一晚”。优秀的演员被人看中挑走,笑果今天几乎垄断整个脱口秀市场,是在那一晚埋下的伏笔。

据说,池子签约笑果之前,曾经打电话问西江月意见。他和北脱没有经纪合约,这个电话是出于道义。西江月说,他没有意见。这是他事后最后悔的事之一——“没有把演员签死”。

2017年,《吐槽大会》第一季上线,播放量为21.6亿,李诞、池子连同整个节目一炮走红。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讲谈论李诞那句丧丧的“人间不值得”,和池子的“暴躁吐槽”。

笑果不满足于只做节目。很快地,笑果还孵化了线下培训营、演出厂牌、喜剧节。贺晓曦说,这是一个“从供给侧到输出端的闭环”。

脱口秀似乎从未这么流行过,但我们关于脱口秀的一切理解和心智,都是由笑果灌输和培育的结果。

换句话说,中国的脱口秀,几乎被笑果给“包”了。所谓中国脱口秀的市场,其实是这个脱口秀工厂的厂房。

媒体人“木村拓周”在《脱口秀演员不够用了》中说:巨头的夹缝之下,零散的现场脱口秀从业者似乎只剩下三个出路:要么被收编到体系内,要么把姿态放低抱紧大腿,要么被碾压。

今天的我们,还在期待什么样的脱口秀

2019年7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上谈话(访谈)类节目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压缩了谈话类节目的尺度。以演员周杰为主咖的一期《吐槽大会》被下架。那是讨论度和好评度相当高的一期:出其不意的阵容、够狠的吐槽、够大的尺度。

去年最火的脱口秀新星卡姆在《吐槽大会》上,半真半假地吐槽节目没有意思:请来的永远是边缘的明星、互相之间毫无火花、大家都在毫无理由地尬笑。

虽然可能是节目效果,但“《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看”确实已经是观众共识,在豆瓣上,评分从第一季的7.6,一路掉到第四季的6.2。

不好笑的原因在哪儿?我们有了脱口秀,却越来越失去培育脱口秀文化的土壤。除了官方划定的红线,还有的是冒犯不起的观众。

池子曾经说过,中国脱口秀,周奇墨第一。周奇墨是中国职业脱口秀大赛冠军。他没上过爆款节目,所以在圈内的认可度要远大于圈外。

周奇墨极少数的一次出圈,是因为他准备了一个段子,调侃京剧演员的常见手势,被猛批“糟蹋国粹”“不尊重传统文化”“无知当有趣”。

可以想到,《吐槽大会》未必请不起真正的流量明星,但现在的流量明星其实也活在重重枷锁中,所有的发言都会被放到最大;而任何冒犯和戏谑,都极有可能成为他日的“黑料”。

所以我们被迫反复收看我们早已在网络上看过的段子和八卦,以及由八卦再加工而出来的段子。

如果脱口秀有什么精神内核,那至少应该是自由;而优秀的喜剧,又常有悲剧的内核。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脱口秀行业内,自由是一种奢侈;而悲剧的内核,常常也因此被迫失声。

卓别林曾经把喜剧的生成原因归咎于“困境”,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脱口秀演员也莫不如是:

Ali Wong拿自己亚裔女性的身份开涮,并大讲她怀孕分娩中的屎尿屁尴尬时刻,她问,父亲换个尿布就会被夸,我的奖章在哪里?

Daniel Sloss拿自己早夭的妹妹讲污段子。他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死亡?

Louis.C.K.在#MeToo中被举报,沉寂了两年,重新出道后在圈内几乎千夫所指,他问,你们试过一边吃饭一边被人竖中指吗?

性、生育、死亡,在我们文化中连提起都是忌讳,何况放到台上变成段子?

优秀的喜剧演员把自己经历过的切肤的体验经过沉淀变成喜剧,唤起的共鸣和反思,量产的段子又如何相提并论?

我们还能在国内期待什么样的脱口秀呢?

2018年,黄子华讲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场栋笃笑后宣布封麦,仍然引起抢票的狂潮。他说,香港太悲,已经很难再做栋笃笑。

去年港岛的风波中,他做了一部《乜代宗师》的电影,仍旧口碑扑街,网上许多人质疑他,逼他自证自己的政治立场。

2019年的《脱口秀大会》,卡姆拿下了冠军。他在总决赛的收尾段子里,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北京的黑车司机。最后的爆点,他掀起了衣襟,播出时这个部分被打了码。

2020年,池子手撕前东家笑果文化。

最富有幽默意味的时刻,好像都发生在舞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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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poch故事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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