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国效应:红利与幻影——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再思考

我们是“什么菜都会炒,但不保证每次炒出来是一个味儿”。

图片来自摄图网

编者按:本文来自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上周大视野《如果特朗普再多干两年——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思考》刊出后,后台有这样两条留言。

一条说,“作为一个农场主,我宁愿花20万买日本进口的二手微挖,也不要全新的10万的中国微挖。对微挖来说,用哪国芯片也不至于被限制,关键还是我国的质量不行!甚至一把小小的修枝剪,国产的也不行!匪夷所思吧?事实就是这样,中国制造只是一顶自己加冕的皇冠,上面长满了破洞。”

另一条说,“作为曾经在小松和久保田工作过的人,我觉得其实日本企业并没有那么不可思议,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野蛮生长才是真正的生存状态,能够生存才能有成长进步的空间。”

把两条拼在一起,前一条含义是,别那么沾沾自喜地渲染“厉害了,我的中国制造”,还有漏洞,还有差距;后一条含义是,外企也没那么厉害,中国制造在野蛮生长中将不断进步。

本文由此出发,继续深入探讨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问题。

制造需要积累,“老火煲靓汤”

对读者的留言,我先折中一下,作出回应。

首先,说中国“质量不行”有点简单化。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不仅产量是世界第一,而且以自有品牌销售到发达国家,质量早已经受了国际标准和国际市场的检验;著名跨国品牌(如苹果)的不少零部件和整机都是中国制造,甚至这把修枝剪可能也是中国造,只不过用的是国外品牌,就像德国的双立人(ZWILLING)产品,不少就是中国本地的工厂生产的。

其次,中国制造的确仍存在不少问题,在不少方面只是制造大国而非强国,需要在高精尖、稳定性一致性、基础材料、关键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突破。

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基础电子元件市场,一部手机就要用几百个电容,几百个电阻,但在消费级电容、电阻方面,日本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唱主角,大陆企业生产高端电容电阻的质量一致性还不行。,“我们会摊煎饼,但要烙千层的煎饼,保证每一层‘煎饼’都不会裂开一道缝,就没有别人烙的平整”。这里涉及到材料及配比问题,也有工艺和技术诀窍问题。

又比如,生产机器就会用到轴承,轴承在所有机械件中最为基础,是无法取巧的基础零部件。中国是轴承生产大国,但在尖端产品、轴承精度、轴承震动、润滑技术、可靠性、寿命等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如高铁动车组对配套轴承的精度要求很高,我们主要从瑞典SKF、日本NTN、德国FAG等公司进口。“钢中之王”的轴承钢,要求高强度,高耐磨,我们的性能达不到高要求,所以航空轴承、高铁轴承、风电轴承、机器人轴承主要都靠进口。汽车轮毂轴承,我们比欧洲落后一代到两代。甚至常见的深沟球轴承,国产产品的实际寿命和可靠性与国外也有较大差距。世界前10大轴承厂商来自瑞典、日本、德国、美国,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有些制造的确需要时间的积累,“老火煲靓汤”。读者觉得小松和久保田没有那么不可思议,但想一想,小松1921年创立,目前70%以上的员工是非日本籍,久保田1890年创立,在全球开展业务,其理念是“For Earth,For Life”,这些百年企业、全球企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经受了多少考验,年轻气盛的中国企业还是要虚心一些吧。

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供需之间的快速反馈与改进,此即巨国效应,或者说“水大鱼大”。同时,在供给端,巨国效应表现为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红利。

在巨国效应下,2020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已经有124家,超过美国的121家。绝大部分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内地市场。华为、联想这样有较高海外收入占比的屈指可数。只要在中国跻身规模最大的金融、能源、化工、交通、房地产、家电、互联网企业行列,当仁不让就是世界500强,哪怕它们在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市场没有多少痕迹。

巨国效应一定有巨大的红利,但是不是只要水大,鱼一定就大?创新之鱼究竟需要什么环境才能真正长大?这是本文的聚焦点。

巨国效应的红利

巨国效应为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高增长机会。最近我有一些特别具体的体会。

1月16日,上海张江集团和秦朔朋友圈联合组织了一场“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文明探索”研讨会,10位企业家参加。我深受启发。

1、“这个行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行业,是因为它在中国。”

这句话是上海奥威科技董事长华黎说的。奥威科技主要研发生产超级电容,超级电容是一种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电化学元件,优点是功率密度高、充放电时间短、循环寿命长、工作温度范围宽,可以应用于电动城市客车、纯电动重型牵引车、轮船、节能电梯、港口机械等领域。马斯克199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就想研究超级电容,只不过他一入学就决定离校创业,但2019年特斯拉还是收购了超级电容公司Maxwell。

奥威科技1998年创建,已申请100多项专利,80%是发明专利,主持制定了国内第一部行业标准《车用超级电容器》(QC/T 741-2014),产品已经进入欧洲市场。德国工程师看后说:“这应该是德国研发的东西啊!”

奥威科技为什么在中国能开拓出一个行业?主观因素是有一支坚持不懈了20多年的团队,客观因素是有市场和政府的支持,哪怕有一个城市有一条电动城市客车线路使用,也就有了应用场景,可以迈出第一步。

最早的时候,这个市场全国只有不到10亿人民币的规模,现在已经有大大小小100多家企业,八九百亿的市场。

2、“2003年到2005年我们去美国时是仰望,2010年到2011年去美国时觉得是追赶,现在去觉得差别不大,有些方面是并行。”

这句话是上海傅利叶智能公司创始人、CEO顾捷说的。他毕业于上海交大,曾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工作,创过业,傅利叶智能是他第二次创业,聚焦于康复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化,以“通过智能技术让人人享有康复”为愿景。他们的产品已有1000家中国医院使用,一款上肢康复机器人取得美国FDA许可证出口美国。最新的一款产品是足底压力分布评估与训练系统,采用分布式压力传感器技术,在2400个压力传感器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高精度力学传感器进行实时动态校准,输出误差由10%降至2%,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足底压力分布数据。

顾捷在张江接待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家时说,我们最大的红利是工程师红利,康复机器人需要多个工种,如机械设计、电子设计、算法、工业设计、机器人制造,还要开发游戏,让患者在游戏中完成康复活动,这又需要前端、后台、数据库、仿真、算法,两三百个研发人员如果放到波士顿,成本会高得难以想象。但在中国,成本可控,而且能招到,这些三四十岁充满战斗力的工程师是最大的资源。

康复机器人在中国有巨大前景,市场就是力量,顾捷说,因为中国有需求,现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多家知名机器人实验室都在和傅利叶智能进行合作。

3、“从1人公司,到7个人,到1000人,用了4年,在世界上没有可对标的产品。”

这句话是任意门科技公司的创始人、CEO张璐说的。她2016年创立的年轻人社交平台Soul已经有一两亿用户,90后占75%,95后占60%多,20%的用户每天发朋友圈,活跃度很高。

Soul的产品逻辑是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发现每个个体的用户画像,为其智能推荐可能喜欢的人和内容,有点像社交界的“今日头条”。2016年张璐放弃国际咨询公司合伙人的位置,一个人开始创业,最初从招聘网站上找了6个人,设计师是从一个设计师论坛上找到的,是一个不到18岁刚辍学的年轻人。那时没有投资者相信这样一个在国际上找不到对标物、在中国又面临超级强大的微信的产品会有前途,而且智能手机的红利已经不多了。张璐花光了自己的储蓄,第一笔几百万的天使投资来自三个个人,其中一个美籍华人看到Soul,说美国没有这样的产品,但这就是我想要的产品。

张璐说,Soul的口号是“跟随灵魂找到你”,它有点像游戏,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就是在一个元宇宙中打造一个新的自己,用新的“人设”重新开始社会交往。

以上这三个案例中,都可以看到巨国效应的红利,无论它体现为让一个行业得以存在,还是体现为工程师红利,以及亿级规模的愿意尝新的年轻人。

奋斗者红利

除了巨国效应,我在这个活动中一如往常地看到了奋斗者红利。

一个国家光是人口多,并不一定能形成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巨国效应。而中国恰好还有奋斗者红利。

缔脉生物的董事长谭凌实离开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全球开发运营副总裁职位时已经57岁,完全可以圆满退休,但2016年他创业了;

美迪西的董事长陈春麟,2003年回国考察,此前他在美国求学工作13年,看到很多朋友在国内热气腾腾创业,心情激荡,一年后就在张江创办了美迪西,15年后在科创板上市。

财富是重要的,但真正的奋斗者还有财富之上的追求。心脉医疗的董事长彭博说,2019年7月22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股价大涨,他从上市现场回到公司,以为百万千万“富翁”们会挤到一起庆祝,他做好准备和大家一一握手,没想到一切都没有变化,大家都在各自位置上静静工作,一点也不浮躁和喧嚣。

1954年出生的张江本地人瞿建国,早在1983年就领导村办企业实现产值千万、利润百万,在孙桥乡人民公社副社长任上将孙桥带入中国农村首批“亿元乡”行列。他也是上海“老八股”之一的申华实业的创始人。2001年他创建开能健康,亲自带领团队开发全屋型家庭水处理产品,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此后又创立原能细胞等公司,聚焦于细胞生物技术领域的装备和基因细胞疗法。他说自己还将第五次创业。在其感召下,原能细胞的总裁杨焕凤60岁还考入同济大学攻读博士。

……

张江只是中国的一个窗口,但就在这一个地方,你也可以读懂中国创新的因由和力量。我最近的一个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创新革命”,秦朔朋友圈也将推出“中国创新万里行”的活动,是因为中国大地上动人的创新实践和创业英雄实在太多了!

巨国效应的幻影

最后这一节,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巨国效应并不能和创新划等号。

以为市场大,人口多,就一定能成为创新引领者,这是一种幻觉、幻影。

我们来看几个小国的情况。

瑞士,不到5万平方公里,850万人口,却常年拥有10多家世界500强,以生产性创新见长的就有雀巢、罗氏、诺华、ABB,瑞士还有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ADECCO),瑞士以手表为代表的精密加工世界闻名。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连续十年将瑞士评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

荷兰,不到4.2万平方公里,1740万人,也是常年拥有10多家世界500强,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联合利华、喜力,荷兰的飞利浦、ASML都是创新标杆,荷兰在工业生物技术、高性能材料、精制化学品、分子成像、医疗信息、生物制药和生物材料方面有很强的技术地位。

以色列,1.49万平方公里,不到900万人口,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不少世界级创新公司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以色列创新局在官网上写道:“创新是以色列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之一。”(innovation is one of Israel’s most valuable natural resources)

这些国家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比,小的不能再小,为何有如此的创新力?

很多人说,创新有风险,而中国企业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要先活下去,慢慢积累资金,再图创新。其实,三星当年下注半导体时基础并不强,1983年5月三星开始研发首款量产的64K DRAM产品时,开发组成员说,以三星的技术和装备条件,难度之大“如同要求自行车厂商制造超音速飞机”,而且还被美日半导体公司排斥,工程开发也充满困难。

当时三星社长李秉喆派人向夏普学习,但夏普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三星的人员是通过自己的手指间距离、身高及步数,才记下工厂的大概面积。三星就是这样起步的,但李秉喆说“我想以我们民族特有的强韧精神和创造力为基础来推进半导体事业”。(《东京宣言》,1983)

相比起来,几十年来中国企业最缺的是钱,还是三星这样的决心?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到底会不会横下一条心去创新?

因此我们不能陶醉在巨国效应中,以为巨国效应带来的都是红利。

让我举出关于巨国效应的一些幻影——

1、因为有巨国效应,可以野蛮生长,快速致富,easymoney(易钱)都来不及赚,为何要苦哈哈地创新?

2、因为有巨国效应,可以横向切入大量的多元化领域,为何要专注和聚焦?

3、因为有巨国效应,存在大量的资产升值机会,为何要坚守研发和生产?

4、因为有巨国效应,产品马马虎虎甚至假冒伪劣,只要敢吹会吹,也能让一些用户埋单,为何要把认真和精益求精当成一种正义?

5、因为有巨国效应,从政府到银行都喜欢“大家伙”,视规模增长为GDP之源,为何要在细分市场上坚持内涵增长?“吃牢”地方政府的心思,今天搞个新产业明天玩个新概念,左手倒右手扩大流水,这种例子还少吗?

6、因为有巨国效应,谁都觉得市场很大,自己都能当老板,于是大量产业门槛极低,迅速变成红海,拼命打价格战,哪有精力和财力投资研发?

7、因为有巨国效应,法不责众,加上缺乏长期稳定预期,抄袭、盗版、挖墙脚司空见惯,为何要倾尽全力搞发明专利?

8、因为有巨国效应,一旦形成渠道壁垒或具有支配权的平台,财富滚滚来,闭着眼睛也能赚钱,为何要和不确定的技术创新风险博弈?

9、因为有巨国效应,国内市场有的做,为何要走向世界,去艰难开拓自己的品牌?

10、因为有巨国效应,不少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迅速成为社会活动家,各层次的扶持奖励基金越来越充沛,绞尽脑汁在国际刊物上多发paper成为最重要的KPI,名利双收,学生盈门跟着干活,有多少时间能够真正让内心静下来,献身科学与真理?

这些现象还可以列举不少,尽管它们都在被校正,在衰退中。但不可否认,我们在创新方面的总投入并不少,而创新产出率并不高,很多投入都打了水漂。

今天是中国创新的美好时代,我坚信中国创新的远大前程,最近这些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企业倒下了、破产了、重组了,什么样的企业崛起了,越来越强了,市场估值越来越高了。优胜劣汰,善者善成,创新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巨国效应的幻影,既是为了提醒某些不良现象仍未绝迹,更是希望广大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不辜负巨国效应的红利,努力谱写出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创新正气歌。

你们在正道上策马扬鞭,我们为你们加油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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