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搞慈善捐赠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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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现代公益的基本底色,不在朴素的善念,而在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补资本主义的漏洞。这就是为什么,向富豪提问,“你为什么捐赠?”,显得有冒犯性。让对方坦然给出原因,等于请他自行走下神坛。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孙行之,责编:施 杨,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关于富豪捐赠,知乎上曾有一条评论:“除非他们用直升机到贫困的地方撒钱,否则我绝不相信他们的捐赠”。这句话质疑了富豪们捐赠的动机——未必出于纯粹的善;也可能质疑了他们的做法——捐赠的过程有猫腻,比如政治献金、避税、诈捐、做广告等等。

的确,说单纯因为大爱驱动,而抛掷巨资,这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这句玩笑话,也意外点到了传统慈善和西方现代公益的重要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源于人的善意。救济穷苦的人,这是一种点对点的,基于人情的行为。而现代公益呢,它的投入和输出基于社会共识,投入源源不断,去向多种多样,施予者与受助者之间隔着一部社会机器。旁观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系列数字,很难直观地感受到受助者获得的改善,更别提亲眼看到他们脸上感激的表情。

更关键的问题是,从17世纪初开始,欧美公益就已经与纯粹的善告别了。公益的出发点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慈善”(charity),也不是道德层面的良善,而是一项功利主义的主张,即“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公益更像是一项社会工程。它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堵了资本主义的漏,为的是让得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

区别于传统慈善:现代公益讲求功利

所以我们才看到,对西方现代公益贡献最大的,恰恰是在趋利这条路走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比尔盖·茨等等。而使他们走上致富之道的,和为他们实践散财之道的,始终都是同一种东西——“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

在谈论他们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1601年英国女王颁布的《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济贫法》是社会政策的发端,又被历史学家资中筠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中认作是欧美现代公益的先声, “捐赠从慈善性质发展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性”。

换个角度说,原本“你穷”只是你自己的事,从那时开始,“你穷”就变成公家的事了。而因为英美两国的历史渊源,英国的做法对美国早期公益事业也是影响很深。

粗看,这是个促使富人向穷人捐钱的善举。法案规定,有产者必须交税,税收由教区统筹,用来安置同教区的赤贫者。

但结合具体做法,再联想一下穷人遭受了什么,就能知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就是以《济贫法》等一系列法案为背景的。主人公奥利弗在济贫院长大,一天的食物只有三顿粥,周末才有一片面包,后来又被送到棺材店当学徒,备受虐待。

这就是《济贫法》的做法,把“圈地运动”中失地的流浪者、赤贫者安置到济贫院或者劳教所,强制劳动。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教区监督员会把穷人家的孩子和父母隔离开,送去上学或当学徒。甚至,为了避免穷困人口“再生产”,在一些教区的济贫院,夫妻是不被允许见面的。《济贫法》更多是实现了对穷人的控制:穷人不会四处流浪闹事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被吸纳到新的工业体系,成了劳动力。

《雾都孤儿》2005

这种做法,以“济贫”自居,实质是“功利主义”的,与道德意义上的“善”相隔很远。“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化社会总体福利”。但它可以引出一个危险的推论:牺牲小部分人的权利,赢得一个大群体的利益,这是合理的。就像那个经典的哲学故事,五个受困于洞穴的人,能不能为了活命,而吃掉其中一个?

美国的慈善理念,总体源于欧洲,但做法更为务实。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1835年访美考察时就得出观点:欧洲人整天把德性和牺牲挂在嘴上,只敢私下说德性是有用的,美国人却坦然承认这一点,相比较来说,后者反而比前者更高尚。

美国公益工程最重要的动力,同样是“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直接救济穷人。成立最早塞奇基金会,总部大楼墙上镌刻的会徽格言,是一个粗看与慈善没有直接关联的句子,“真理使你自由”。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明确规定有“三不捐”,居首的,就是“对个人或家庭的救济”。

从钱的去向看,“功利”目标体现地也很明显:从20世纪初到现在,美国富豪捐赠长久以来的共同点是,重视教育,尤其是对精英大学的投入。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等等,一部部金光闪闪的校史,也是富豪的捐赠史。可显而易见,精英大学的席位,依然属于富豪本阶级的孩子。绝大部分寒门子弟与之无缘。

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第二大传统领域是医疗,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援助,但更多资源投入于新药开发、科研推进等方面。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医疗尤其重视,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们的杰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在医疗领域的捐赠更是盖茨基金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美国实业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此外,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国际政治一向是美国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传统领域。尤其是前两个,在当前越来越被看重。

不论是教育、医疗、国际政治还是科技,这四方面都与国家利益,甚至全人类的福祉紧密相连。可以说,现代公益瞄准的目标,更多是为社会整体“做大蛋糕”,而不是传统慈善所做的“分蛋糕”。穷人当然也是受益者,但钱并不直接流入他们的口袋,而是通过涓滴效应流向他们。

但毕竟美国公益蓬勃的年代距离《济贫法》颁布已经过去300年,具体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良。美国的私人公益基金从一开始就把切实帮助弱势群体纳入视野。到了当代,公益中的人道主义味道更是越来越浓,“平等”的观念被更频繁地提及。

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确认个人主义和贫富不均的合理性。这是资本主义理念的根基,也是大亨们安享财富的根基。

一个能为富人“洗白”的概念:财富代理人

一方面,要强调贫富差异天然合理;另一方面,大亨们又在倾力与弱者分享财富;用什么来协调两者的矛盾?

卡内基,钢铁行业的垄断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公益奠基人。他的奠基之功,不仅是他以大半身家建立的基金会,还有他那篇《财富的福音》,几乎就是西方富豪捐赠的“纲领”。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穿透时间,就是因为,它很好地弥合了贫富分化合理性与捐赠行为之间的裂缝,能为财富精英代言。

在发表于1889年的《财富的福音》里,卡内基提出了一个调和性的概念——“财富代理人”。

“财富代理人”的说法,其实暗含着卡内基对贫富分化合理性的辩解:首先,“适者生存”的法则,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因而分化是必经之路;其次,富人也是靠能力和勤奋致富,所以天经地义。总而言之,卡内基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劝导人们去适应并接受这一竞争法则。

但他也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均衡点:财富精英有能力在竞争社会中赢得财富,也应该是造福社会的第一责任人。“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

卡内基为普林斯顿大学捐了个湖,为让学生少打橄榄球多划船

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将“财富代理人”的概念向前推了一步。他提出的信条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当好这个“代理人”了。卡内基写道:“现在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胡乱布施。”他还提到:富人要做的不是单纯的施舍,不劳而获会让人失去自强的意愿,懒汉会带坏社会风气;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授人以渔”,找到贫困问题的根源。

卡内基的主张里,也不难看到300年前英国《济贫法》残留的影子。比如,他提到要把那些毫无出息的懒汉放到教养机构隔离起来,以免带坏了勤劳上进的人。有这样想法的富豪不占少数。当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哲学家斯宾塞在美国大受富豪追捧。卡内基就在自传中盛赞其学问,与他结伴旅行,还自称是斯宾塞的信徒。

“提拔上进者”的想法主导了他的捐赠去向。他公益投入中的80%被用于文化教育。他捐赠的第一步也不是救济饥馑中的穷人,而是陆续造了2811座图书馆。用他自传中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图书馆更能够体现金钱的价值了”。

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图书馆

为什么捐赠?走钢丝的富人举起了平衡杆

19世纪末,独立战争以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的时候,也是富豪捐赠开始踊跃的阶段。推动他们做出捐赠决定的力量之中,未尝不包含对自身存亡的忧惧。

卡内基在公益上做出过太多了不起的功绩,以至于一个重要事实被掩盖了:在最初决定投身公益时,他正遭遇事关企业生死的考验。

当时的许多工厂,工人们薪资很低,终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而且,工伤致死、致残的状况常常发生。罢工和抗议席卷全美。

工人们汹涌的怒火,被卡内基在自传中轻描淡写为“劳资关系”,是“做公司就会有的烦心事”。但事实上,他至少被此起彼伏的罢工困扰了10多年。当年,美国实力最强的钢铁行业工会就驻扎在卡内基下属的工厂。1902年,《财富的福音》发表3年后,他的工厂又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暴力的罢工运动——霍姆斯特德罢工。工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伤亡。后来,在卡内基集团的要求下,州政府卫队出动8000士兵镇压工人,才保住了工厂。

霍姆斯特德罢工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境遇似乎更糟。下属工厂经历了来势汹汹的罢工,1901年,他又因政府的反垄断诉讼而被送上法庭。那段时间,丑化洛克菲勒的漫画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全都是一些狡诈、冷酷、丑陋的形象。他后来痛苦地回忆:“我所赚到的所有财富都不能弥补我那段时期的焦虑”。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处境,并不特殊。在全球动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堆积的财富也把美国富豪架上了高空的钢丝绳,一边是席卷全国的罢工和农民抗议,另一边是欧洲蓄势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每走一步都是险象环生。

1905年,大受富人支持的麦金莱总统死于无政府主义者枪下。

罢工、抗议、刺杀总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克利注意到,富豪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化表现在可观察的外在,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史》中,他写道:“富豪开始不再追求华服豪宅,1910年起,第五大道上的很多高楼大厦被主人遗弃,有的被学校和政府接管,有的干脆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不显山露水的公寓楼,而且这些公寓楼也不再有浮华的装饰,简洁低调。”

空走钢丝的富豪找到了一根平衡杆,那就是捐赠。

他们的经历,在100年后产生了回响。2000年,在面临反垄断诉讼两年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个人财产。此后,他逐渐退出在微软的工作,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公益。

很难说这些投身公益的富豪没有造福社会的梦想。但在彼岸的崇高和此岸的自利之间,曾有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他们跨了过去,才触及崇高。

如何捐赠?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

赚钱和花钱,都需要“科学”。承认并且精确计算利益,正是整个公益系统的运转逻辑。

这种“科学”,首先体现在对捐赠领域的把握上。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时,感到非常紧张。这是因为,同事告诫她,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盖茨看过所有材料,而且对数字极其敏感,对很多国家,比如埃塞尔比亚政局、尼日利亚北部冲突和阿富汗战乱等十分清楚,而且对资助领域的科研进展也了如指掌。

深入调查捐赠领域,这不是盖茨特有的做法,而是私人公益基金的传统。从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会开始,社会调查就是工作的重要一环。塞奇基金会专设统计部、课题研究部,开展田野调查,出版了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在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例子,在之后的基金会发展史上不胜枚举,卡内基基金会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福特基金会的《盖瑟报告》等等,都是影响巨大。

“科学”地用钱,也体现在以专业的管理制度行事。更直接地说,就是照搬了企业管理制度。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更新,公益基金的管理方法也在与时俱进。

用人当然也需要“科学”。私人公益基金会不是富豪个人的爱好,或者发挥余热的地方,交给家属随便打理就好了。在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的掌门人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3位官高管曾担任过国务卿。所以,大基金会又有“影子内阁”之称。其他还有许多基金会管理者来自大学校长、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也不乏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前,李一诺是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她刚到基金会时,也为其他员工的背景感到意外,他们中间一半人有创新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不是她想象中的“具有公益背景的员工”。

董事会的第一届董事常常包括捐赠者及其家属,但家族在董事会的影响一般只持续二、三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忧虑:富人已经手握金钱,通过捐赠,他们的权势会否贯穿所有方面,并把权势传递下去?

也因此,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一直面临政府的严格监督。这种监督涉及税务、财务等等,但最为严密的监督往往针对政治,比如,参与总统及政府高官的选举、宣传,对特定社会思潮传播及其社会议题的研究等等。

越不平等,越捐赠

可以说,《财富的福音》发表133年后,西方公益依然处于其大致理念的延长线上。

卡内基说,富人要成为“贫穷同胞的代理人”。

洛克菲勒说:“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竭尽全力,放手一搏”,2020年度公开信中,比尔·盖茨说,这是他与巴菲特的共同信念。

四位大亨的话,含义相近,程度递增。与此形成呼应的,美国捐赠规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1987年、2008年及2009年之外,几乎每年都在增加。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Giving USA 2021:2020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又创新高,达4714.4亿美元,比上一年提高5.1%,高于当年3.8%的通胀率。

另一方面,全球体系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近10年,没有一本学术书像《21世纪资本论》那样引起了如此广泛、强烈的反响。很难说,这份影响力不是因为,作者用了18世纪以来的各国数据,相对严谨地论证了一个众人感受强烈的事实——劳动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压在普通人身上的石头,也会是高悬于巨富们头上的利剑。资本总是流向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但什么是真正的效益?这取决于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衡量。时移世易,不同时段,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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