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电影情报处，作者悲兮，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作为创作者，我的任务基本完成。公益题材，只有传播才有价值，才能更好发声。片子也没版权纠纷，基本是我投时间和精力拍摄，授权大家传播，感谢接受拍摄和支持后期费用的亲友，感恩……“
3月30日，纪录片工作者蒋能杰将自己最新拍摄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网盘链接公开放在了豆瓣上，与此同时，他向前期每一位点了“想看”的围观者逐一发送私信。私信中，他阐述了来意与拍摄的不易，又再次于文末附上作品链接。他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借由自己的作品让大众关注尘肺病这个失语群体。
随着豆瓣小组、影视自媒体们自发的关注、传播，2天时间内《矿民、马夫、尘肺病》的“想看”人数从2.4万升至4.4万，“看过”人数从1800人跃至6500人，影片一度登上了豆瓣热门，与影片关注热度并进的，是网友对独立电影人身份的讨论。
“独立电影人太惨了！”微博用户@苏北人说道。
在这次事件中，导演与观众的权利关系倒置只是无奈的冰山一角，在这背后，独立纪录片无法以正常渠道与观众见面、多年心血结晶无法依靠版权回收费用以及个人表达与不可抗力之间的矛盾，则是更心酸的所在。
那么在当下，独立电影人是否就真的无法挺直腰杆表达了呢？独立电影人是否真的像网友所认为的这么“惨”呢？蒋能杰撬开了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生存的一角，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正站在镁光灯与大银幕之外，低声却又生猛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只是外行人看不真切，内行人说不出来。
青年导演“向上”，
纪录片导演“向下”
中国独立电影的概念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导演张元回忆起自己刚听到“独立”这个词时，第一反应是“害怕”，而王小帅的出国证明中“独立电影人”的名号，也着实让其父亲大吃一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独立”这个词既新鲜又危险，与当时的思潮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其实王小帅他们也并非有意“独立”，只是自己筹钱拍了部自己的电影，送到电影局，电影局不收，于是稀里糊涂地就成为了独立电影（地下电影）。
90年代到新世纪初是中国独立电影相当繁荣的一段时光，那个时候，有电影志向的人都热衷于把自己浸淫在独立创作的氛围里，扛着摄影机寻找他们心中的故事，只是他们强调个人表达的同时却也面临着来自现实的诸多苦闷，“七君子封杀”事件便是当时典型的独立电影人写照。
2003年后，民营资本渗入电影，部分独立电影人们选择拥抱市场化，开始创作商业电影，但从90年代一路走来的独立电影思维，却被后来者所继承。
在当代，只要提到独立电影人，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落魄艺术家的形象，“贫穷、小众、地下、徘徊在主流电影边缘”，构成了大众对独立电影人的想象，事实上，独立电影人并非只是一个面貌单一群体。他们之中，有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相关行业工作，业余时间用来拍摄电影的斜杠人士，有以独立电影人身份筹拍处女作，并借此获得关注进入商业电影体系的新人导演，也有一开始就放弃龙标、放弃国内放映机会，从头至尾坚持独立创作的独立电影工作者。
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热爱电影，渴望表达，但他们也有诸多不同。他们之中，有的转而“向上”，积极拥抱商业，有的继续“向下”，挖掘更触目惊心的现实。
这些年在FIRST上颇受关注的新人导演像周子阳、忻钰坤、王一淳、柴小雨等人，就属于“向上”的那类人，他们有自己理想和追求，但同时也不排斥商业化，拍出来的片子也并没有那么枯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在未来主流电影市场的光荣榜上；
而纯粹的独立电影工作者则是那些转头“向下”的人，在具备一定社会认知之后，通过不断的自我对话，最终选择了电影表达的本体。他们的电影注定没有太多的受众，伴随而来的很有可能是一纸禁令与远走他乡。
独立纪录片工作者：
价值观的独立高于一切
我们对国内纪录片的认知大多来自于主流媒体，尤其是这两年互联网平台扶植纪录片，各种类型的纪录片百花齐放，民族、地域、文化、美食等包罗万象，给了很多人认识世界、拓宽视野的机会。而国内的独立纪录片能够进入主流视野的却极少，它们的命运大致有一个相同的轨迹，议题生僻、低成本拍摄、放弃公映、走海外影展，然后在豆瓣、时光网上被抹去条目。
“因为体制的特殊，中国的纪录片其实成就相当高，奇幻的土地每天都孕育出一大堆的奇幻故事，是其他体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那种奇幻。”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独立纪录片就如同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角度、选题、观点，都是一部纪录片的关键所在，少数群体、边缘人物、社会议题，均是独立记录片的取材领域。在一些独立纪录片作者看来，价值观上的独立要大于资金独立，客观、中立地与事实相处，真实地触摸现实，明确地抛出观点，才是所谓的“独立”。
独立纪录片拍摄往往不易，许多独立电影工作者常常会在拍摄中遭遇困难。蒋能杰项目的众筹活动因“不可抗力”打断，王兵的《铁西区》被紧急查处光盘，遭遇诸如此类的事件，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的家常便饭，“其实没办法，只要是真实地纪录，就一定会触及到那个房间里的大象。”
自打有拍摄的想法开始，许多独立纪录片作者就放弃了在内地拿龙标的机会，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审查上遭遇阻力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一旦妥协，就将丧失纪录片的独立性。所以有些作者也会将放弃龙标，视作独立精神的所在。
据业内人士透露，大部分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其实都是自费拍片，一些在圈内比较有名的纪录片拍摄者，可能会提前在国外影展申请到创投，而他们本身在创作上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担忧；一些普通的中层创作者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纪录片这项副业的特殊性，他们选择不在体制内工作；另外还一部分人在拍片的时候，做一些兼职工作，赚到的钱投入到自己的纪录片拍摄中。导演马莉曾谈到自己创作纪录片《囚》时的状况，影片拍摄剪辑制片均由她一人包办，她深入精神病区一年，剪辑花了两年，期间基本是一篇接行活维持生计，一边继续自己的纪录片工作。
片子拍出来后，很多导演都外欠着债务，不过回收成本的渠道也并非没有。比如一些海外影展的基金、奖金，像圣丹斯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都有针对纪录片设置的奖项，而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是其中的常客，除此之外片子如果有发行公司愿意买或者有海外的公映机会，那么会得到相应的版权费和放映费。事实上，和蒋能杰一样，许多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并不在意版权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不能在评分网站上搜索到影片，但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观看到他们的作品。
对于大部分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来说，独立纪录片的影像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收入。“所以这可能就是属于独立导演的胜利，将社会议题重新进行切片，带着杂糅着普世的和反叛的价值观重新把事件拿出来讨论、批判、重建，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对于我们来说，通过件事得到的快感在赚钱之上。”
比起商业电影追求影像上、剧情上的胜利，独立电影并不是大众观众预期得到的观影体验，即便是免费在影院公映，观众也不会骤然增多，但独立纪录片对当下现实的思考与批判，永远是它的价值所在。
就在蒋能杰发布作品链接连天之后，百度网盘发布了一条微博，正式邀请蒋能杰加入度小麦平台，并提供版权保护和曝光扶持，并声称“欢迎更多的独立电影人和创作者来网盘首发”。虽然“网盘宣发”的未来尚不明朗，但对于蒋能杰这样创作者来说，能够被宣传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某种程度上，蒋能杰为自己和作品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作品，那么他和作品就都不会突然消失。
青年导演：在产业化中保持独立性
3月初，青年导演相梓通过电影自媒体“导筒”发布了一则声明，原因是她发现自己的处女作《再见南屏晚钟》在网上出现了删减后的盗版资源，影片原本为1小时47分钟，而盗版则被删减了三分钟左右 ，相梓在声明中说道：“我不介意你看盗版，但我介意你看删减版，因为我咬牙坚持的东西居然被人轻易糟蹋了。”对于独立导演相梓来说，她并不介意的自己的作品是否以盗版的形式在流通，她更在意的是作品的完整性。
她在与导筒的对谈中，谈到自己所生活的欧洲地区的观影情况：“周围的朋友很少需要看盗版电影。因为即使没有时间去影院，也可以在众多的线上平台观影。”据了解，《再见南屏晚钟》没有龙标，也没有国际出品认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无国界的电影，某种程度上也与相梓在影片中探讨的无差别恋爱相互映照。这部讲述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在2019年入围了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而在内地却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观众见面，无疑是可惜的。
像相梓这样放弃龙标的新生代青年导演毕竟是少数，国内大部分青年导演对于市场还是抱着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剧本、短片或粗剪在影展创投会上崭露头角，吸引着资本的关注，他们的创作具有独立性，但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导演。
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会经历相梓所经历的事情，也并不会特地去关注当下的敏感议题，基本上他们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作品能正常走到观众面前而服务的。尤其在有了FIRST这样的平台后，不少电影项目从剧本环节开始就有资本对作品保驾护航，一部电影从诞生到落地都有足够的保障。然而，即便是这样，这些青年导演就没有烦恼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导演胡波的悲剧正是新人导演被突然卷入电影工业体系而无法与之磨合的案例。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导演在与资本、制度的磨合中，丧失创作心气，再难创作出好作品，剩下的那部分，则是艰难地在自我与市场中寻找着平衡点。
前些日子，青年导演仇晟的一篇文章《我在亚马逊上买了自己电影的蓝光碟》在业内引起了震动。原来电影《郊区的鸟》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无法在国内上映，而影片又在合同规定内进入了蓝光碟发行流程，未来一个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部好不容易拿到龙标的电影，将以盗版的形式在内地流通。导演仇晟的无奈也折射出内地影视圈的种种现象：由于审查制度的收紧以及影院的同质化经营，一个本该正常在院线上映的电影，最终可能因为盗版的存在而颗粒无收。
事实上，当下影视行业，无论你选择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电影，都会有落差感，只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惨”这件事并不能放到同一个维度去说道。
“平心而论，其实能做电影我觉得已经不算影视行业底层了。比穷，比没有出头的机会，比我们惨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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