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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2020年过去了。
往年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展望新年了，但此时此刻，不少人可能只是想长舒一口气，花点时间消化一下刚刚过去的这366天。
疫情笼罩下的2020，随处可见低气压之地，原本就很忙碌的新闻业变得异常忙碌，危机感似乎也到达峰值——记者们焦头烂额，新闻编辑室资金紧张，虚假信息“如鱼得水”，用户陷入焦虑与恐慌……
那么，回望2020，新闻工作者眼中的新闻业究竟是怎样的？大家都经历了什么？本期文章，从调查报告和深度访谈两个维度切入，复盘2020年新闻业的沉疴与新痂。
2020年，媒体人眼中的新闻业
新冠疫情爆发后，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心（ICFJ: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和哥伦比亚数字新闻Tow中心（the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at 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开展了一个调研项目，该项目是疫情期间首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新闻从业者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意在描绘COVID-19对全球新闻业的影响图谱，了解疫情给媒体和从业者带来的损失，为媒体应对危机提供有利信息。
项目用七种语言（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以在线形式面向全世界进行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包括新闻记者、编辑等在内的英语新闻工作者。
此次调研的一部分看点包括：
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每周都会遇到虚假信息，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每天多次识别、核查虚假信息。
近半数的受访者提到，他们的消息提供者担心在新冠疫情期间向记者爆料会遭到报复。
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媒体机构的领导在疫情第一次爆发期间（2020年3月-6月）一件防护设备都没有向现场记者提供。
70%的人认为，克服因报道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心理创伤是最困难的挑战。
结论一：记者承受的压力激增
在这场全世界共同经历的灾难中，记者们的负担比以往更重。他们不仅要努力克服身体上的劳累，还要面对因报道死亡与苦难而受到的心理伤害，与此同时，还要应对经营危机造成的对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影响。
在新冠疫情期间，哪些因素令被采访者感到很困难？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新闻从业者提到报道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67%的记者表示会受到失业或者财务上的影响，接着依次是工作负担（64%）、社会隔离的挑战（59%）、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恐惧（54%）等。
图片来源：ICFJ报告
雪上加霜的是，新闻工作者的雇主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96%的雇主没有帮助员工处理愈发严重的网络骚扰问题，80%以上的雇主没有为员工提供充足的休息和心理咨询条件。更有甚者，30%的受访者表示，雇主没有为一线记者提供任何一项安全措施和卫生物资。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结论二：虚假信息趋于泛滥
疫情之下，惶恐不安的人心造就了更加泛滥的虚假信息。80%以上的新闻从业者表示，每周至少需要纠正一次与疫情相关的虚假/误导信息，而虚假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普通市民（49%）和官员（46%）。在一些国家的社交媒体上，的确已有一些被证实的谣言或错误指南是由领导人发布的。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社交平台依旧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66%的受访者表示在Facebook看到了与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且近半数（46%）的记者表示，社交平台处理虚假信息的方法并不令人满意——他们表示，即使将错误提交给社交平台，最常见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
新闻工作者们只好自己行动起来。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进行事实核查和举报，还有29%的人表示他们正在使用数字验证工具来查证那些虚假的视频/图像/音频/迷因，20%的新闻工作者表示他们正在与其他新闻机构、公共组织或学者合作调查，还有新闻工作者（12%）从受众入手，邀请受众参与事实核查或媒介素养培养项目，来缓解虚假信息的传播。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结论三：女性新闻工作者成“网暴”主要受害者
新冠疫情时期，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不断升级。有48%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第一次爆发期间，他们的消息提供者担心与记者交谈会遭到报复；每10名新闻工作者中就有1人受到过公开辱骂；20%的人表示他们经历的在线骚扰和网络辱骂要比平常多得多。
在记者与编辑们经历的网络暴力中，女性新闻工作者首当其冲。全球新闻工作者中心（ICFJ）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新闻从业者遭受到“基于性别的网络暴力”，她们所要承受的风险范围从网络骚扰和辱骂到性暴力威胁，还包括数字隐私侵犯等。“肇事者”从个别厌恶女性的人到网络暴徒，再到习惯性的造谣者，不一而足。
结论四：新闻机构亏损加剧
疫情严重影响了新闻机构的经营能力和新闻事业的可持续性。在了解其新闻机构财务状况的受访者中，17%的人表示，在疫情的前三个月，新闻媒体机构收入降幅超过75%，44%的受访者表示其财政收入减少了50%以上。
图片来源：ICFJ报告
为了缓解财务上的危机，不少新闻机构都采取了紧缩措施。有89%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第一次爆发期间，他们至少受到一项紧缩措施的影响，紧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降薪、裁员、增加无偿加班、缩减印刷量等。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结论五：媒体人与受众的联系更紧密
受众在疫情初期就把内容消费场景转移到了网络。遥远的空间距离，似乎并没有影响新闻工作者与其受众的联系。相反地，记者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新闻的采集也更加以受众为中心。38%的受访者在调查中表示更依赖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APP来与受众建立联系，24%的新闻从业者会更加努力地定位受众的需求；21%的人重新制定了新的网络用户互动参与方案。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结论六：从业者最关心媒体财务状况
新闻业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其次是适应这种“新常态”。研究者也在调查中对此设置了相关问题，要求受访者指出当前新闻业的关键需求。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所有可用的培训、发展和运营方案都很重要或非常重要。当然，用于覆盖运营成本的资金最受到新闻从业者的关注，比例达到76%；训练远程报道和出版的新技术、高级核查和事实调查训练并列第二，为67%；科学和医疗健康报道位列第三，占比66%。
图片来源：ICFJ报告
结论七：媒体赢得了更正向的评价
调查结果也并非全为消极，仍有一些亮点值得注意。调查发现43%的受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度增加了，25%的受众给予的反馈更加积极，还有38%的受众参与度提高，更加活跃。这些相对积极的发现和新闻业坚持以受众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
图片来源：ICFJ报告
2021年，首要任务是生存下去
为进一步了解调查背后的真实情况，Journalism.co.uk采访了ICFJ的全球研究总监Julie Posetti，围绕调查公布的一些关键数据和结论进行了追问，以下为对话内容。
Q：新闻编辑室领导者如何帮助记者应对报道疫情带来的心理和情绪影响？
A：我的新闻编辑室管理经验和一系列研究表明：首先，新闻编辑室的领导者要认识到，心理健康危机以及长期心理创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点至关重要。其次，他们需要拥有足够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通过问答、博客文章、内部记事等多种方式，消除员工报道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心理健康影响。第三，他们需要为记者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因为报道疫情给记者带来的肉眼可见的心理健康影响还包括焦虑、抑郁和心理创伤等。
然后，他们可以考虑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例如提供培训和资源，帮助记者处理因面临死亡和悲痛而造成的心理压力，以及因在网络上接触到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而产生的替代性心理创伤。另一个需要做的事情是尊重记者的休息需要，他们需要从轮班制度中得到恢复，以便能够灵活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管理者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社会社交支持，以减轻孤独带给记者的影响。
Q：许多记者说，他们在疫情期间遭遇了“更糟糕”的网络骚扰，为什么会这样？
A：我们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记者们需要与受众在网络上建立虚拟联系、进行远程报道，导致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同时也让他们更多地暴露在有害、无礼的网络环境中。再加上关于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层出不穷，无疑加剧了一些网民对记者的谩骂。对于女记者而言，情况更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各平台未能充分处理新冠疫情期间网络上针对记者的攻击。
Q: 疫情期间，记者和受众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通过您的机构的调查发现，尽管人们存在这么多负面情绪，但对新闻业的信任度却增加了，为什么会这样？
A： 这是我们研究中很有趣的一点，可能会显得很矛盾，但反映了记者和他们的受众或社区之间复杂的相关性。新闻从业者和受众共同经历了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时期，虽然有些人承受的困难更多，但没有人置身事外。因此，记者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共同经历的因素，可能有助于增加同理心和信任感。
正如我们这些具有传媒背景的人所经历的那样，在危机时期，受众会向值得信赖的新闻生产者寻求可靠的信息。比如，现在他们希望得到一份指南，以帮助他们穿越虚假信息的沼泽。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的调查中，记者们对受众进行了更深入的“投资”，受众对他们报道的信任度也大幅提高。
Q：为什么很多记者对社交平台处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方式不满意？
A：各平台未能对虚假信息作出充分和迅速的反应，记者对各平台不涉及利益的行动缺乏信任，这一点确实令人感到无奈。
尤其是Facebook，他们的公关往往说的比做的好。我们的调查显示，虚假信息的曝光率非常高，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新闻从业者是如此，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到虚假新闻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事实上，超过80%的人说他们会将虚假信息提交给某个平台进行核查，其中Facebook占比最高，达到22%。他们注意到，当你确实将虚假信息提交给这些平台时，收到的最常见的结果是根本没有回应。所以，我想，全球的新闻从业者认为社交平台对虚假信息的处理难以令人满意，这并不奇怪。
Q：大多数受访记者认为，“新闻编辑室经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新闻机构采用订阅和会员模式？
A：首要需求确实是财政支持，这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我们的受访者告诉我们，新冠疫情对他们的新闻机构造成了一些灾难性的财政影响。有证据表明，以会员制为基础的新闻机构，以及那些通过公共服务深深扎根于社区、拥有多样化商业模式的新闻机构，比那些过度依赖广告的媒体，口袋里的钱要多一些。
以南非的Daily Maverick、菲律宾的Rappler和荷兰的DeCorrespondent为例，他们能够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在与受众的合作报道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从核心受众那里获得了高度的信任。但对于许多独立新闻媒体来说，毫无疑问，疫情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Q：除了调查结果外，关于2020年、关于疫情下的新闻业，您有何看法？
A：我们启动这个项目，有两个主要目标：记录这场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对新闻业的影响，以及为新闻业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提供一些信息。但随着新冠疫情的第二次爆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调查项目还是恢复工作，都要比预期艰难得多，时间也长得多，因为疫情对一些媒体的影响已深入骨髓。
这可能是许多人所经历的最持久的困难时期，对于处于公共服务行业的新闻业来说，的确难熬——虚假新闻、财务危机的沉疴未愈，记者的心理创伤、来自网络的言语暴力又结起了新痂。2021年的新闻业将走向何方？依然充满未知。但现在，新闻业需要像调查结果所传递的信号一样：首先，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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