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谁在提供就业,就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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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就业问题上,没有长远,只有眼前。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作者:吴晓波,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产业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速下滑超过20%,老百姓缺乏消费的动力,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19%,庞大的失业大军很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引线。各国之间“以邻为壑”,纷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我说的是1930年代初的欧洲和美国经济。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试图给生病的西方世界开一个药方。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投资和消费不足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供给绝对不可能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需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所以,凯恩斯给出的药方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能够刺激经济,并有助于保持一个较高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凯恩斯主义由此诞生。

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便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背后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以及货币数量。

去年底,我与刚刚出版了《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达利欧进行了一场跨洋直播,他认为,当今的世界经济景象很像1929年—1944年。他说的场景很宏大,回到中国经济,似乎就是凯恩斯写《通论》时的欧洲和美国。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当今中国16岁到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高达20.4%。另一个即将到来的挑战是,两个月后,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预计1158万人将冲进就业市场。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就业问题会“突然”变得那么严峻?在我看来,有一个真相,一个“假象”。

真相是产业经济萧条,民营企业家集体缺乏投资意愿,最终造成全体观望、持币惜购的低迷景象。而传统意义上能够吸纳亿级就业人口的制造业和房地产提振乏力,无力提供新的岗位池子。

“假象”则是农村泄洪能力的萎缩。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十年间都发生过周期性的经济低迷,而在那时,没有被纳入“统计口径”的农民工都会遭遇遣散,真实失业率被掩盖。如今的困境是,这个泄洪区似乎也正在消失。

前两年,有很多人指望“新基建”。一轮投资下来,现在发现了,“新基建”的有效投入期很长,并不能在短期内刺激复苏,而更要命的是,它无法提供“旧基建”所能供给的亿级就业岗位。

“全力拼经济”,已成上上下下的共识,关键是拼什么。如今看来,除了拼转型、拼投资、拼芯片,当务之急的任务是拼就业。

如果认真梳理一下,新增就业的结构性机会并不是没有,而是仍然存在极大的开发空间,关键是产业政策的矫正、财政扶持的投入和职业观念的改变。

——新型制造业仍然是最重要的吸纳池。

近年来,我一直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行走观察。尽管“机器替人”已成趋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再需要新鲜血液。相反,随着生产线低端操作岗位的减少,对具备新能力的技师及工程开发人员的需求却极其的旺盛。据工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人才缺口接近3000万人。

以三一重工为例,在2017年,该公司的蓝领工人人数为9600人,技术人员2700人,到2022年,这组数字分别为1.45万人比1.22万人,而到2025年,三一的规划是0.3万人比3万人。用人总数在增加,人才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对“传统制造业”的理解,并全力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扶持。

——互联网服务业是个体化创业的增长极。

中国是被互联网改造得最彻底的国家,它不但影响了全民的生活和社交方式,更是创造性地提供了数以亿计的职业岗位。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误读和轻视。

就在上周,有一份网络直播行业的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有超过1.5亿个互联网直播账号、超过10亿个内容创业者账号,带动就业机会约一亿人。

这里的一亿就业,仅仅是对直播及周边服务岗位的统计,如果加上供应链和配送快递,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就业数据。

——房地产行业的复苏已成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字第一号产业”,房地产的巨型链条上悬挂着居民财富、地方财政、银行资产以及中央收入,更关键的是,关系到5400万建筑工人及3000万相关工作岗位。而房地产的复苏,还能决定性地刺激消费品制造业的增长。

时至今天,民营房产企业的违约爆雷事件仍频频发生,拿地开发的热情仍然不见起色。房产拐点何时出现,民众投资购房的热情以怎样的方式释放,是各级决策层必须谨慎思考和坚决推进的政策课题。

——“淄博现象”提供了新的扩大就业思路。

淄博烧烤的火爆,是淄博市民、当地服务业和地方政府携手创造的“神话”。它带动了一个三线城市的全产业繁荣。五一期间,淄博每天涌入的游客高达20万人,而当地的旅店床位数只有不到七万张。烧烤的溢出效应可见一斑。

淄博现象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有效的需求会创造供给,而政府的作为并不在于用“看得见的手”去规划产业,而是顺应自由市场的力量,提供宽松而公平的公共环境。

谁在提供就业,就支持谁。

这应该成为今年接下来一段时期的政策主导向。而不是“花拳绣腿”或只顾埋头投资、计算GDP。

当今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所谓升级或降级,而是在发生深刻的分级。企业家不是看不到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是需要唤醒已近熄灭的信心。老百姓也不是口袋空空——2022年,全国居民存款增加26.2万亿,今年一季度又激增10万亿,存而不花,是对不确定的畏惧。

我始终认为,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值得期待的制造和消费市场。就业的低迷本质是需求的低迷,而影响后者的根本性因素是信心的缺失。

“长远是对当前事物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凯恩斯的这句名言,在某些时刻是一个真理。至少在就业问题上,没有长远,只有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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