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辗转的必然:量化传奇人物的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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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融资:天使轮|数百万人民币|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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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年可能只有一两次相对容易获得回报的机会,但你那时必须在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溯元育新(ID:EnvolveGroup),作者: 溯元育新,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本周的CIO Andrew Tsai管理着传奇量化大师Peter Muller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 Capital Group。

Andrew 2003年创立了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他在雷曼兄弟做过套利交易,在1997年创立了量化对冲基金,又在短短两年内覆灭,随后和原班人马做了互联网物流公司,后来在凯雷的委托下,走马上任一家科技公司的CEO。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30岁出头的Andrew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发现它们形成了一股合流,指引他成为一名家族办公室的CEO,而几年前认识的Peter Muller也在这时找上门来,Chalkstream应运而生。

今天我们来品读这位CIO的职业生涯里看似偶然的必然,以及他从丰富的跨行业经历中得出的投资和经营教训。

01成为CIO之前,是量化交易员,物流企业老板,科技公司CEO

Q:你是怎么对投资产生兴趣的?

Andrew:大学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想进投行做分析师。当时是高盛和Solley(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时代,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吸引我。因为你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但你不会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愿意辛勤地工作,但我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去了一家精品机构做暑期实习,他们是摩根大通银行外汇期权业务的合资企业。入职第一周的某天,他们说:“下楼,巴士下午四点出发,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里?”他们回答:“我们要去参观,全公司的人都会去。”于是我上了巴士,目的地是芝加哥郊外著名的赛狗场。

我坐在一位合伙人旁边,看着他手里的比赛表。他问我:“你打算怎么下注?”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活动,但是这只狗的比赛成绩看起来相当不错。“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我们下注的本质是看狗与狗之间的相对价值。”然后他们开始谈论价差交易和交易基差之类的。我心想,这才是我真正想找的团队。将事物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选择最好的,是我的热情和天赋。

Q:这次经历是如何改变你对未来的看法的?

Andrew:大学时我休学了一学期,在商品交易所工作,体验了最原始的交易形式,比如打手势做信号之类的。这种经验让我了解到交易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胜负较量。

期间我经历了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及对不同交易动态的敏锐捕捉。大单要来的时候,整个交易区都变得紧张,然后会突然出现一种兴奋的气氛,这种氛围让我对交易背后的人产生了好奇,所以回学校之后,我深入研究了不同的对冲基金经理,大四时写了一篇如何建立对冲基金的论文。

然后我对这件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开始研究各种不同的投资策略。

当时我的目标是找到当时最复杂的投资策略之一,最后我认为是固收套利,这是我在金融领域职业生涯的开端。

Q:那个时期在固收团队做交易是什么感受?

Andrew:与现在非常不同。那时充满了能量和激情,交易还没有完全电子化,交易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有些人曾经是曲棍球队球员。他们是从传统交易过渡到量化交易的先驱者,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一个老板就是早期的量化交易者之一。

这段经历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市场上的某些因素比市场形成的观点更重要。

Q:你在雷曼的交易团队待了多久?

Andrew:大约五年。1995年,他们把我派到了伦敦,让我专注于德国债券市场。

Q:你之后离职了,是什么促使了你离开?

Andrew:我的梦想一直是去买方工作,我离职时只留下了一股雷曼的股票。1997年,我26岁时决定转向买方,和朋友们创办了Integrity Capital。这只基金采用量化方法,同时在多个资产类别中做多价值、做空成长。

Q:一年之后,事情并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成功?

Andrew:是的,27岁时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其实即使在数学和逻辑上看似合理的情况下,事情也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情况。

Q:这对你们那时的业务有什么影响?

Andrew:我们的基金在运营两年后关闭了。我们1997年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但在1998年还是清算了,当时确实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Q: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结束的?现在管理1430亿美元的AQR和你们差不多的时间开始做,因为相似的原因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开局,但他们决定继续做下去。

Andrew: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非常尊敬AQR。他们经历了1998年的回撤,就像我当时经历的一样,资金都在流出,而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保住了足够的资金。

那时候做多价值、做空成长的策略也并不受欢迎,因为每只科技股都在飙升。但是市场突然调整之后,长期价值和短期成长的策略在多年后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AQR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那就是保持运营,持续把公司开下去。如果你相信你的策略和团队,你所需要的就是资金的持续时间,因为你需要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

每十年可能只有一两次相对容易获得回报的机会,但你那时必须在场。

这也是我和Peter Muller合作,成为他的家办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久期很长、稳定的资本基础。

Q:你27岁的时候,互联网泡沫时期让你暂时离开了资管领域,你去做了什么?

Andrew:很有意思,所有事情都像一个循环。我当时和对冲基金的同事创立了一个叫Urban Fetch的即时送货服务公司。

Q:你们是怎么从对冲基金转向配送业务的?

Andrew: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我们的团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基金业务即将暂停,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好能让大家继续一起做事。

当时我们觉得量化策略已经很难吸引资金,但科技领域发展迅猛,尤其是我们都生活在纽约市,每天都能感受到很多不够便利的地方,比如送货服务。

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解决物流问题。如果你有X个仓库,Y个订单和Z个快递员,你应该如何分配?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物流和运营管理的问题。Urban Fetch就这样成立了,我们开始找风险投资。

在募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风险投资行业与对冲基金相比,更为开放和迅速。在投决会上,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分享想法,投资者则能更快速地做出决策。

Q:所以你们那时是有一群聪明人和一个好想法。

Andrew:是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创业过程中,我从金融领域转向物流和运营管理领域,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与之前在金融行业接触到的,受过高度培训的人不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快递员、工厂工人、物流专家等各种类型的人。

这要求我学会如何管理和激励不同类型的人。我需要找到很多方法,适应和激发不同人的动力和潜力。

Q:这家公司的发展是怎样的呢?你1997年创建了对冲基金,1998年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你开始做Urban Fetch,1999到2000年,你们在融资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Andrew:故事的发展是类似的。从最初的几个人开始,公司发展到了庞大的规模,员工数量增加到了巅峰时期的700人。这个扩张带来了庞大的运营体系,需要大量的管理和协调。

Q:你们当时是做本地零售送货吗?

Andrew:你可以理解为一小时内送货的亚马逊。我们商业模式一方面是为人熟知的零售B2C业务,另外一方面是B2B业务,也就是第三方物流, 这恰恰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对我们的认知,是可以在一个小时内送冰淇淋的公司。实际上,零售业务的利润率并不高,真正赚钱的是第三方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配送。

Q:Urban Fetch最终怎么样了?

Andrew:公司还是倒了,成了科技泡沫年代的受害者。我们本可以接受另一家竞争对手的收购,但我们选择了准备IPO。

我们当时遇到了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投资我们的VC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获得相当大回报的机会,一个数百万美元的退出机会。

当时他们认为,需要我们取得巨大的成功,来弥补他们其他80-90%失败投资带来的亏损。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和他们争论,事后看来显然应该做得更果断。

Q:接下来你开始了什么新冒险?

Andrew:接下来凯雷找到了我,他们持有一些科技投资的资产,其中有些表现并不好。他们认为有一家科技公司比较有潜力,需要一个临时CEO来管理。于是我接受了这个机会,最终它被一家大公司收购了,这个经历也让我停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

Q:那时你多大?

Andrew:2002年左右,我大约30岁吧,刚刚结婚,一直在很努力地工作,所以休息一下也不会很内疚。

Q:休整的那段时间里,你学到了什么?

Andrew:我开始思考我的余生做什么,花了很久和人交谈。

回想过去的经历,我做过固定收益交易、量化分析、物流公司、风险投资和科技公司CEO。

我喜欢经营公司,激励团队,构建公司文化和流程,但投资是让我真正激动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在余生中追求的领域,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答案。

Q:那之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Andrew:我在意大利结婚,许多朋友都前来参加,Peter Muller也来了。我的基金关闭时,展现出积极应对困境的态度让Peter留下了印象。

我在困境中的坚韧性格促成了我和Peter的合作,于是我开始着手建立他的家族办公室Chalkstream,逐渐壮大。

Q:Peter是什么样的人?

Andrew:他不仅是我的商业伙伴,还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成功的量化投资人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是音乐家和扑克牌手。

Peter经营着世界知名的统计套利基金PDT Partners,这支基金起初是摩根斯坦利的一部分,10年创造了60亿美元的利润。之后有段时间,Peter在纽约地铁站弹吉他。当了段街头艺人之后,他2007年又回到PDT重掌大局。

Q:你和Peter有着不同的经历,你们是如何合作,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

Andrew:我们在我婚礼之后约了见一面。在那之前,他说他想让我读一本书。我本想着可能是关于统计学、博弈论之类的书,结果他要我读的是Lauren Scene写的《巴菲特的成长:美国资本家的塑造》。

因为Peter很喜欢冲浪,我们在夏威夷见了面。Peter问我在书中学到了什么。我的答案与他不谋而合,我说:巴菲特是个了不起的投资者,他押注的是人。

Peter很满意,他说:我们在乎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PDT押注的是团队和合作伙伴,我也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能成功。

这次交流中,我们达成了共识和未来公司的蓝图,就是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投资机构。

02投资是人生志趣:长尾效应,集中押注

Q:在传统的资产配置中,人们更容易进行短期投资,而你提到了长尾现象,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Andrew:当时我们的观点非常激进,我们预见到了资金过度涌入某些领域的可能,以及过于依赖历史相关性带来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盲目地填满各种资产类别的桶,而是将投资视为一块空白的画布,考虑在长期视角下,如何实现复利增长。

我们实现目标的方法是在少数领域深入探索,当机会出现时,集中押注,实现长期的复利增长。

Q:在考虑投资和业务时,你们是选择建立独立的家族办公室,还是将资金与Peter的资金合并,或者考虑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投资?

Andrew:我和Peter都认为,为了吸引知名人才,我们需要与外部资金进行合作。我至今仍然认同他的观点,一个组织需要具备特定的能量,才能吸引到出色的人才。

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是要成为一个精品机构,专注做一些非常出色的事情。

但是与其他投资者合作,会带来不同的观点和关注,这种能量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从管理Peter资产的单一家办,很快转变成为多个高净值人士服务的联合家办。

Q:以日本为例,你是如何详细了解这个市场的机会的?

Andrew:美国一度掀起了一波投资日本主动管理者的潮流,很多人积极地进军日本市场,我们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最初的直觉是,可以筛选所有有正向现金流的公司,最后筛出了350家。

然后我们想,那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它们呢?如果用价值投资的视角去看,这些都是真正的价值公司,我们可以长期持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投资策略也算稳妥。即使在困难时期,你可能会损失一些钱,但不会那么严重。

随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我们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们只需要选取350家公司中的一部分进行投资。因为有些主动管理者有精准的目标,能用不同方式推动公司发展,比如进行股份回购、出售非核心资产等。

于是我们向一些主动管理者投资了一部分资金。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了惊人的事实:日本主题的指数下跌了整整44%,而我们投资的这些主动管理者只下跌了16%到17%。当你手中的现金开始以折价价格交易时,就是开始回购公司股份的时机。

继续深入日本市场的原因是,2008年之后,包括欧美在内的其他全球市场都有所增长,而日本的市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几乎没有变化,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

Q:你们还在日本做其他投资吗?

Andrew:我们在日本的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和基金。我们持有一些日本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此外我们还投资另一类公司的股票,就是处于长期下滑行业,但信用违约掉期利率非常低的高杠杆企业。

在雷曼的时候,我曾经抓住了17个基点的交易利差机会,是一次很漂亮的出手,还获得了一张证书。所以当市场上出现高度杠杆的资产,且它们的交易利率在这个区间时,这些资产就值得被纳入portfolio。

03在最佳状态里工作,复利将会非常大

Q:你提到公司文化对Peter和你非常重要,你们是如何实现的?

Andrew:创建像Chalkstream这样的公司的一大乐趣,就是能定义自己的文化,并与相契合的伙伴一起合作。

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不允许不够好的人进入我们的圈子。生命太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和那些人交往。

我们整个公司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做为期三天的培训。这段时间里,我们明确规定不许讨论任何与当前业务有关的事。只讨论一件事,就是回顾五年前的决策,讨论我们希望当时开始做什么,停止做什么。

另外我也坚信,身体健康能让思维更为清晰。

Q: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Andrew:我把公司命名为Chalkstream,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钓鱼,最早我是在伦敦的Chalk Stream学会了飞钓技巧。

Q:你在投资上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是什么?

Andrew:依赖他人的认可或寻求共识。我们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因为所有聪明人都在投资这个,就觉得它一定很不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会让你放松一些标准。

回想一下我们所有成功的投资案例,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广受认同的,总是会有一些转折和困难。

Q:你父母带给你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Andrew:我的父母气质截然不同。我妈妈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在我14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但我小的时候,她经常带我参观艺术博物馆,与她那些充满色彩的艺术家朋友们交往,他们都是自由、充满爱心,追求另类文化的人。

而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师,从台湾到圣路易斯攻读博士学位,非常正直,循规蹈矩。

Q:你阅读的哪些信息让你受益匪浅, 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

Andrew:我特别喜欢阅读来自不同国家的报纸。无论在哪个机场,我都会翻看各地的报纸,《纽约时报》、《中国日报》、《日本经济新闻》、《印度时报》。

这些不同国家的报纸带来的视角完全不同,总是能够激发我的灵感。我现在在亚洲待得比较多,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阅读当地的报纸。

Q:你有什么教训是你希望在早些时候就知道的?

Andrew: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非常忙碌,追求第一手信息,忙于各种事务。但现在,我认识到生命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时间的利用,还取决于情绪和精力的流动。

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能量是不同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算法。

我现在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段落。我会为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保留一些时间,也会有专门的时间用来处理电子邮件,还有时间用来与人交流。

每个人的最佳状态都有自己的生物钟,我希望我在21岁时就知道这件事,因为你的最佳状态会比你的普通状态带来好20倍的成果。如果你每天都能提高10%,那么这种复利效应就会非常非常大。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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