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印度手机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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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伍在印度一鸣惊人,各大媒体都打出标题:“谁是G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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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志象网,作者罗瑞垚、宋炳晨,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中国手机品牌称霸印度市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发布的数据,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1.452亿部,同比增长10%。在排名前五的品牌中,中国品牌就占了三席,分别是小米、vivo、OPPO,位列第一、第三和第四。

总体而言,中国手机制造商去年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到六成。印度俨然成了中国智能手机的第二故乡。

这股出海的风潮始于2014年,当时国内智能机市场发展迅速,不少本土的品牌迅速崛起,但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于是小米、OV、一加等品牌相继出海,印度成了共同的目的地。

这并不是中国手机第一次在印度打响名号。早在四五年前的功能机时代,深圳起家的基伍国际(GFive)就曾一度在印度市场叱咤风云,与当时的行业巨头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叫板。

基伍手机的创始人张文学是最早印度创奇的见证人。

大学就读模具专业的张文学,毕业后从模具起家,后来做起了高仿机和改制机的外壳。2005年,他开始给海外手机品牌代工,印度当时有名的灯饰、钟表品牌Ajanta就是他的客户。意识到海外市场的巨大机会之后,他成立了基伍国际,生产功能机,销往印度和非洲。

印度一度成为基伍最大的市场,它在几乎所有邦都设立了办公室,基伍在古尔冈的总部和各邦办公室有300多名员工,张文学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一趟印度。

2010年,基伍的年销量就达到了近6000万台,一度占据了10%以上的区间市场份额,仅次于三星位居第二。这让基伍在印度一鸣惊人,各大媒体都打出标题:“谁是Gfive?”2011年在接受《经济时报》采访时,张文学甚至透露,计划在印度建立一个研发中心。

近日,志象网专访了基伍国际创始人张文学。

以下为其自述:

我应该是算是最早一批做印度手机市场的。

2005年,我当时在做手机代工,印度当时第一家本土手机品牌Ajanta是我们的客户,这个品牌是很有名的灯饰品牌。它一个月能卖二三十多万台手机,这是很不错的成绩,当时,除了头部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LG之外,很少有能月出货10万台以上的。

这让我对印度市场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成为了成立基伍国际专注海外市场的基础。

2008年,我成立了基伍国际,进入印度市场,以及北非的几个国家,算是比较早进入印度的手机品牌。

当时,印度主要的手机品牌是诺基亚和三星,一部功能机就能卖到200美元左右,一般人都负担不起。

当时印度普通工人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月100美元,如果手机太贵,就很难普及,我们切入市场的价格是根据用户的收入定的,一开始就靠产品设计、性能和性价比往前跑。

我们的出厂价在50美元左右,而且当时印度的关税低,只有2.5%,手机零售价就定在80美元。

这样我们的价格只有三星、诺基亚的60%左右,但是质量和功能却是相似的,这很容易打动消费者,有许多印度人第一次买手机就是买的基伍手机。2010年和2011年是我们卖的最好的时候,一年在印度能卖大概六千万台手机。

手机售价的降低还要得益于中国的产业链。一是我们与比亚迪和富士康合作,依托资源整合,压低成本。二是我们本身的利润就不高,相比印度市场头部品牌40%以上的利润率,我们的利润率压在了20%以内。

基伍在产品的创新方面,是比三星、诺基亚等国际品牌更快的。

在2007年,我就帮海外品牌做过双卡手机,远早于诺基亚、三星等厂商。基伍国际成立之后,我们也针对海外市场推出了很多独特的功能。

2008年,我在印度的一个小镇上,看到当地人在一辆汽车前排长队,花上10卢比,从汽车蓄电池给手机充电半小时。之后,我们就推出了能使用5号电池和双电池的手机,主打“超长待机”,最长可以待机40天。

我们卖的最好的手机是“四卡四待”的手机。当时,印度有11个运营商,各家运营商网内的电话与短信资费较低,不同运营商之间打电话、发短信收费要高出三到四倍。一张手机卡的价格只有10卢比,用户为了节省资费,就会同时购买好几个不同运营商的手机卡。我们的“四卡四待”的手机也就派上了用场。

我认为,我们能够打开印度市场,一是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二是极高的性价比。

2010年,基伍手机的市场份额就排到了第二名,仅次于三星。基伍国际印度总部设在古尔冈,并在印度二十七八个邦都设立了分公司,编制内员工就有三百多人,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印度。

2011年之后,基伍被迫退出了印度市场。

那年年底,因为专利问题,爱立信和诺基亚在印度等市场把基伍国际告上了法庭,被告还有HTC和中兴。

我们这种后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在GSM 2G领域的专利技术基本是空白的。而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在印度的专利布局颇丰,印度法律整体对专利的保护也比较严格,我们手里也没有专利可以跟对方进行交换,所以在这种专利官司里面我们是很被动的。

从2012年一直到2016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是去各地打官司。

2013年,我就把我的股权卖掉,退出了手机市场。品牌授权给一些国外公司,目前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他们自己负责生产销售,我为他们介绍中国供应商。

退出印度市场之后,我有想过在国内市场做智能机,但是觉得基因有点问题,最后放弃了。我现在觉得,如果没有专利官司,能够留在印度市场,机会还是很大的,因为品牌、渠道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来源: 志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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