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秦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过去这一周，我给自己放了五天假，和夫人一起去内蒙古游历。内蒙古的面积仅次于新疆和西藏，有118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2.3%，相当于186个上海。人口为2530万，仅比上海多100万。以人地关系论，如果说上海拥拥挤挤，缠缠绵绵，内蒙古则苍苍茫茫，浩浩荡荡。
我们从上海飞呼和浩特，先去了辉腾锡勒草原。此地是高山草甸草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草原西端有一道蜿蜒的山谷，是第四纪冰川的地质遗存，叫黄花沟，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步行去往黄花沟的路上，大片白桦林随处可见。
再去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景区。这里位于库布其沙漠最东端，是一个综合性的沙漠类度假风景区，国家5A景区。我们住在莲花度假酒店，据说它是地球上唯一的不用砖、瓦、沙、石、水泥、钢筋建造的绿色建筑，设计师是日本人。响沙湾最早是当地旅游局开发的一个接待站，一直惨淡经营，1999年重组转制为民营企业，渐渐找到了出路，创出了新路。
然后去了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当年曾因基础设施建设超前而人气不足被叫作“鬼城”，现在已是鄂尔多斯的新中心。康巴什新区由多个主题广场和公园、博物馆、古遗址、景观湖、文化建筑、旅游功能区组成，201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城市景观为载体获批的国家4A级旅游区。也就是说，景区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景区。
成吉思汗陵离鄂尔多斯不远，位于伊金霍洛草原上，占地10平方公里，是世界唯一的以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古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回到呼和浩特，我们参观了大召无量寺和绥远将军府，看了“千古马颂”的表演。大召寺是藏传佛教的一座寺院，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建成，银佛、龙雕、壁画是其“三绝”。绥远城将军府是清代绥远将军的办公衙门，按一品封疆大吏衙署的格式营造，砖木构制，占地2.6万平方米，其厢房廊柱上有两副著名对联，一是“事业为黎民福，议论作社稷谋”，二是“有为有猷有守，曰清曰慎曰勤”。
内蒙的朋友说，我的五日行只是蜻蜓点水，很多精华尚未深入，但我已觉得非常满足。祖国之大，有着足够的反差，而反差往往造就惊异和美感。
这一两年，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经济社会，问题矛盾颇多，人心难得平静。如果能远离尘嚣数日，融入草原几分，看遍野的芳草和羊马牛驼，在星空下，琴声中，透透气，放放松，或许会有些新感受，看问题的角度会有些新变化。
草原之行，深化了我对文化和文明的认识，使我更深切地意识到，文化繁荣建基于文明进步。
文化和文明，有人认为是可以通用的同义词；有人认为文化更加内隐，文明更加外显；有人认为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所对应的是蒙昧和野蛮，而文化更注重个性化、多元化，难分高下；有人认为文明更重视进步，文化更重视传承，等等。
我的观点是，文明和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文明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东西，不管应用到哪里都能促进人的福祉提升。如医学使人的预期寿命大为提高，抽水马桶和排污系统让城市里的霍乱逐步绝迹，《物权法》通过保障财产权激发创业者的积极性，交通与通信让天涯若比邻。文明的发展，使各民族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文明”或“不文明”有一定的通约标准，在英文中，“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之意，意味着一种更为进步的社会发展状态。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伯恩斯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文明即一种先进的文化”。
而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是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比如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经常要移动，所以居住在蒙古包里，它构造简单，易于折叠，便于拆迁和运输。
此次在内蒙古的每个景区，我都感到，文明程度比想象中要高。主要表现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各种硬件，清晰的指示系统，卫生、住宿、饮食等条件。公路休息区厕所的清洁程度不亚于上海周边。服务员的态度也很好。内蒙古提出发展全域旅游，近年来游客增速很快，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整体文明程度提高了，在这样的文明界面上，各地来的游客觉得很适应，和自己居住地没有什么不同，就能安心体验独具特色的内蒙古风情和文化。
所以说，文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个地方的文明水平上去了，对这里的特色文化的发扬光大具有“放大器效应”。而文明的提高，离不开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社会建设，环境营造，服务改善，也离不开像伊利乳业、西贝莜面村、亿利集团（联合国认定的全球治沙领导者）这样的龙头企业的带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强了很多。从80年代中期的《河殇》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华诗词大会》《国宝档案》等等，对自己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一样的文化，因为品鉴文化的文明基础的变化，文化的价值似乎也变了。究其本，是中国发展了，赶上来了，文明水位提高了，因此文化自信随之而升。倘若没有这样的基础，空喊文化自信，其实是没有底气的。
由此，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文明底盘”越来越高，越有文化特色的地方，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可能成为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的新高地。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在中国的文明水平不断提高之后，那些带着有色眼镜，在文化上看不起中国、贬损中国的声音，会逐步减少。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过去，世界不少地方的文明水位高于中国，他们因此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但现在，中国很多方面的文明程度已经上去了，有些硬件和物质方面已经超越了，社会治理、公民素质等软实力也在提高，如果还是以老眼光看中国文化，这反而是刻舟求剑，坐井观天。
以此推论，在中国之内，需要对原来比较边缘的、非中心化的地方有新认识，而不是只盯着北上广深；同理，中国香港的年轻人看中国内地，美国人看中国，只要多来多看，就会有新认识。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世界进一步走进中国，了解中国。
上面谈了文化和文明。下面谈谈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融合与包容。融化胜于征服。这是在成吉思汗陵参观时的感触。
成吉思汗，1162年生于漠北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1227年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病逝，而后秘葬。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并无其灵柩，而是一种灵魂载体和圣地，是“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成吉思汗陵非常浩大，正殿正中是一座汉白玉塑像，他盔甲战袍，腰佩宝剑，浑身雄武之气。塑像背后，是一幅描绘当年横跨亚欧的蒙古“四大汗国”的疆域图（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版图的领土面积超过3200万平方公里，接近整个欧亚大陆的60%，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这张疆域图一直是遮蔽的，上世纪90年代才打开，当时有领导人说，这是过去的历史，无需回避。
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蒙元文化和华夏文化是何关系？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如何评说？这些问题有很多答案，甚至是相反的答案。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他统一蒙古族各部，建立了蒙古族的民族自信心，推行了法律，采用了统一的文字。他发动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打通了唐末之后东西方300多年没有沟通的屏障。但对汉族来说，元朝人分四等，汉人最末，和牲口差不多，可以随意买卖，蒙古人杀汉人只要赔一头驴，汉人杀蒙古人要灭全家。汉人不能持有武器，不能拥有马匹，不能学打猎、学武功和参加集会。如不是耶律楚材说汉人可以交税，汉人说不定会被杀光。
如果有仇必报，汉人和蒙古族人有血海深仇。但事实上，仇恨很难延伸多少代。有些是代际更替的原因，有些是此一时为敌、彼一时为盟的原因，有些是某一方发生了巨大变化、形不成敌对状态的原因，也有些是意识到“仇必和而解”、不愿承受战争消耗的原因。所以，打打杀杀的仇恨，换一种时空条件，就有可能走向融合。
在成吉思汗陵，遥想那块相当于3又1/3个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版图，我突然失去了羡慕。那种简单粗暴的铁血征服，看起来是一部宏大叙事，足以把骄傲传给后人，其实不过是一时的压服，蒙古帝国几十年后就开始一块块瓦解，最后，连同为一系的汗国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和征战。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维系各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力量，还是文化。中国文化是多源的，而在“贤圣之所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乐之所用”这些方面，又有很强的同化效果，即不是靠权力或法令的强制，而是靠柔性、包容、内化、昌明的文化来联系。
在今天的世界，平等相处的文化多元主义仍然很重要。但文化专权、文化霸凌、全能主义、单一标准的情况，也很突出。这又牵涉到人的认知问题。
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固化某种认知模式，并深陷其中。
美国学者迈克尔·莫布森在《反直觉思考》一书中说，我们的所有思考都基于大脑的“默认设置”，使用的是百万年进化形成的“自带软件”，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直觉思维。例如，一个医生对某种疾病的治愈率只有50%，但每个来看病的病人总是选择他来治疗，因为他总是对病人说：“我上一个病人恢复得很好。”病急乱投医就是一种直觉式思维：不在乎真实的概率，只考虑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直觉思维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情绪”，如“无名火”、“头脑发昏”等等。情绪在多数时候是不被我们的意识所控制的直觉反应，典型的例子是买彩票。任何人理性思考的话，都明白中大奖的概率极低，低到接近于零，但大奖那一连串零所引发的情绪高涨、兴奋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科学计算，一往无前地往里砸钱。
美国气象学家J·马歇尔·谢博德在TED演讲中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被三种思维误区毁掉。
一是 确认偏误 ，就是人们总倾向于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选择性忽视那些就发生在眼前但是对自己想法不利的事情；
二是 “达克效应” ，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或者低估自己不懂的事情”；
三是 认知失调 ，即新信息与已有的信念相矛盾，无法理解现有经验外的事物的时候，会让人产生失调的感觉，驱使人去寻找合理化的解释，让自己的认知达到一致。
一个人的行为问题，往往是行为背后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出了问题。合理的态度是勇敢地去承认——我们常常是处在偏见之中的，处在信息不完备之中的；在需要理智、谦卑、客观、基于真实的事实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了直觉、专横、主观、基于片段事实和局部信息进行剪裁，以“符合”自己的思维习惯或主观预期。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直觉思维和认知障碍尽管有害，还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且通过与别人的社会交往，也容易纠错。如果是掌权者，特别是偏执的掌权者，危害就大了，而且很难抑制。
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推文为美国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确认偏误”，“达克效应”、“认知失调”的活生生样本，这大概是他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一个“特殊贡献”吧。
当我走出草原的时候，我的内心似乎安定了一些。
从文明和文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放，坚持创新，坚持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道路，时间会站在中国一边。
从不同文化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哪怕有人向我们发难，甚至是无端发难，我们都应该更加气定神闲地回应，不受其扰，不被情绪左右。这种态度更能促进问题的解决。矛盾总是要争取越化越小。
从认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深刻体认到自身的局限性，检讨大脑的“默认设置”和“自带软件”，它们真的有效吗？我们一定是对的吗？应该努力实现信息对称，在此基础上再做决定。
在百年未遇之挑战中，我们注定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和突发事件。不少朋友对中美摩擦继续升级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如果特朗普的思维和情绪进一步激化、极化，中美关系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甚至走向“新冷战”和“脱钩”。
如果有些事情一定要来，那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在一事一议之外，我们更需检视的是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比如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理解，我们的思维框架，我们和人类文明的关系。
我们可以表现出更为充足的战略定力，用更加策略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管控”特朗普的情绪。“一报还一报”，对中方未必是最优选择。
我们需要穿越迷雾和迷茫，看到一些更大的、更长的图景。
我看到的“终局”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激发和保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在促进社会公正和机会公平方面，在真正凝聚民心、建立信心方面，总之，在那些与中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的核心因素中，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很快？我们能不能表现出比美国更好的势头？
如果我们比特朗普更能认清自己的问题，更能看到开放、进取、包容、普惠的世界经济潮流之所向，如果我们有更健康的理智，同时也不乏勇敢的心和持久的韧性，那么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越有机会实现超越。
在特朗普夸夸其谈自身优势，却毫无定力和逻辑一致性的发推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经常性的焦虑。
心定则目明。穿越迷雾，路在脚下，一步一步，正确的方向指引我们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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