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7000多人参与,信任是最重要的 | 郭帆亲述《流浪地球》

我觉得人只能活一辈子,咱不辜负别人的同时,也不要辜负自己。

编者按:本文转自混沌大学,授课老师郭帆,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用正确的方式,持久地去做一件正确的事,很多时候,其实靠的是 “心力”,比如——《流浪地球》。

历时4年,7000多人参与,上映90天拿下46.55亿元票房,这个创造性的现象级IP究竟是如何从0到1?

在本周混沌大学研习社课堂上,导演郭帆在同蒋昌建的对话中,做了一次详实的复盘与拆解。混沌君将其中的关键要素梳理如下,来感受下其中的力量吧。

授课老师:郭帆 |《流浪地球》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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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如果第一次(拍《流浪地球》)失败的话,还会坚持吗?

那可能我会去拍个别的,比如《同桌的你2》,拍完之后再绕回来,再去做尝试,我可能会不断地去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的韧性吧,就是非得把这事儿干完。

压力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最初,我就没太把压力当回事,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吧。当你没有把压力真的去看成是压力的时候,它可能对你的身体就没有特别大的损害。

特别是在创作过程中,你甚至都不敢感冒。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细节,就是我感觉要感冒了,我就跟自己暗示说,我不能感冒,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要拍戏,然后就真的没事了。

其实,很多想放弃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很老,躺在摇椅上,晃。

然后,我就问自己,有什么事你没干,你会后悔啊?我想,那可能就是拍电影,但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不想老了之后去后悔。

我觉得人只能活一辈子,咱不辜负别人的同时,也不要辜负自己。

共鸣感

做科幻电影,可能最好的一个入手点就是灾难。

因为灾难与观众息息相关。

如果你制造一个外星人或者更高等的先进文明,观众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推离感。

涉及灾难的基础命题是,我们要生存下去,它处在马斯洛需求的最底层,与所有人息息相关。

这种共鸣感,是做科幻类电影的基础,更容易把观众拉进影院。

灵魂、骨骼、衣服

如果把电影形容成一个人,那么首先就要找到这个人的灵魂。

比如《流浪地球》,地球离开太阳系这件事情,其实就很中国。这是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对土地的眷恋与热爱,让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

但在西方的传统中,他们的逻辑是放弃地球,去寻找一个新家园。这就跟当年英国去建立日不落帝国是一个逻辑。所以,你会发现,西方的很多文艺作品,很少有说带着地球离开,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事实。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一个庞大的东西离开?这种形式感的意义,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是相通的,饱含的是中国人对土地的深情。

这是一个文化的根儿,是大刘(刘慈欣)给我们的。

而当我们找到这个文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有了灵魂。

找到灵魂后,我们接着要把它塑造成一个人,需要骨骼和肌肉,这就是剧本。

我们很难洋洋洒洒地去表现几千年的故事,只能在大刘的小说中取一个片段出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但由于它的世界观足够宏大,所以也能足够精彩。

这就是方向。然后,就是基于这个方向去建立这个人的骨骼、肌肉,然后形成这个人。

接下来是包装。

什么是包装呢?相当于我们穿的衣服,包括美术、摄影、特效等等,就好比你穿西装是爱情片,我穿这个可能是科幻片。

就是说,要基于电影的类型,去寻找美学。比如,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符合中国观众,让他觉得没有违和感?

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命题了。

让中国演员穿上钢铁侠的衣服,你会觉得怪怪的;反过来,让小罗伯特·唐尼去演《西游记》,你也会觉得怪。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观众熟悉的,可认知的颜色、形状、色彩、美学的部分,包括场景,然后让他慢慢地过渡到一个科幻的语境中去。

信任

拍《流浪地球》收获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信任。建立这个团队,信任是全部的基础。

人心很重要。

这种信任,包含所有人,也包括自己跟自己,就是你会面对外界对你的怀疑,你凭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经常加班,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觉得心情特别不好,就是,哇,这一天又要过去,都不是过去,又要开始……

那种状态下,你就会怀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团队之间的信任感怎么建立?

我会去做目标拆解,因为完成这部电影需要很多步骤,我先从最开始的步骤开始,如果这个步骤还大,就再拆解,拆成一块一块的。

刚开始时,我们每做出一块东西,都会有一个呈现。比如,这个人应该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会画出来,甚至会做出一些小的实物出来;再比如,我们会把所有的镜头都画出来,然后剪成一个片子。我们做了8000多格的分镜,里边还会有配音、配乐。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基于此,包括自己对自己,自己对工作人员,大家其实都会互相地去认知,会觉得还可以啊……

其实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信任感。而当信任感真正建立起来之后,之后就好很多。

极大的困难,几乎每天都有。

比如做宇航服,需要物理特效。而在中国,物理特效公司是很少的,而且这种类型的影片也很少,所以有一家物理特效公司,报价就很低,因为没经验,但真正去实操时,就发现完成不了。

什么叫信任呢?

信任就是他也没有说什么,继续做,自己把自己的钱往里投,甚至把准备结婚买房的钱也花进去了,最后实在没钱了,才给我们制片人(龚格尔)讲。但制片人也没跟我说,直到后来影片杀青我才知道这事——

为了能够保证进度,让这批道具可以出来,制片人把车也卖了。

后来,这两人又开始合计,制片人问他,这钱你也还不上我了吧?他说,是啊,我把公司这股份给你点吧。制片人说,你这儿都快倒闭了,给我股份有什么用呢?……

有意思的是,影片上映后,这家公司因为接了好多物理特效的活儿和影片衍生品的单,又活了过来。

还有后来,我也问过吴京老师,为什么会投资?他说,我投资其实投的是你们这帮人的状态,是投给了真诚。

我后来想,觉得龚格尔(流浪地球制片人)其实也是投给了真诚。

这份真诚来源于观察这个团队的状态,而产生的信任。他并没有去计算我们的产出比,我们会不会亏损……

他只是觉得这些人能够这么绑在一起,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他其实是投给了这个东西。

快乐

在团队管理方面,我们会有一些约定,比如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录音指导过来跟我说,你看,摄影指导他把机器放的到处都是,我的杆儿下不进去呀。

我直接就拿起对讲机说,摄影指导,录音指导在说你坏话,来,你们俩过来当面聊……

这样当面去解决,其实可以减轻团队之间的矛盾。

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会去跟他们说,你们俩也不会谈恋爱,对不对?所以,你在工作中多看到他的“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们又不在一块儿生活,可以不用在乎。

其实,当你看到他好的一面时,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人还不错;如果你只是盯着他那点小毛病,你就会觉得这人有很大问题。

但谁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呢?

其实,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苦很累,如果这件事又不能让我们开心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在地狱中生活?

所以我们剧组整体可欢乐了,我们喜欢开玩笑。

不“拼命”

今天,所有的需求都来自于观众。

而好莱坞一线大片,令观众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高标准的视觉奇观。要完成这一类电影,需要有成熟的工业化支撑。

因为团队规模可能要达到上千人,比如《阿丽塔》,其团队是15000人,而我们自己的团队有多少人呢?7000多人(4年内累加),这就牵扯到流程和管理。

所以,工业化是什么呢?它特别像画家画画的笔和纸,它是一个工具。

但我们没有那么趁手的工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好莱坞的创作者一样,他们脑海中想到了什么,就可以变成镜头。

我们可能也会想到,甚至于比那个更夸张的东西,但是我们做不出来,甚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工具。

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梳理《流浪地球》的整个工业化流程时,才发现,这条路上全是坑。

这个坑怎么填?没有人教我们。

当我们把好莱坞的做法翻译过来使用时,又发现这个流程没办法直接用,因为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比如,我想做一个桌子,假如在中国,美术可能为了让导演能够拍到更多的角度,他会把这个桌子做大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出现在好莱坞,可能会出问题,是因为合同会写得很死,就要做这么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中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相对是柔的,而西方社会是基于契约精神的,会相对硬一点点。

所以,我们需要把踩过的坑填一填,把桥修一修,把工业化的这条路再理一理,然后基于这样的工业化雏形,再次投入到《流浪地球2》的创作之中,再去验证迭代,不断完善。

总之,接下来的《流浪地球2》,会比1在各方面的要求和难度都要大得多,拼命精神还是要有,但我不太希望大家再去拼这个“命”,希望能有成熟的工业化流程提供保障,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休息,比如至少我们每天得有6、7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每周能有一天的休息……

我觉得只有用这样相对正常的方式,才可以真正长久地去做这件事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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