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木兰》看好莱坞如何误读中国女权

新文化商业·2020-09-10

尽管花木兰在历史长河里被被动赋予了很多意义，但她始终保留了一种时空共鸣：积极掌控自己的命运。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新文化商业，作者吴小琼。

据报道，迪士尼最新真人版电影《花木兰》采用PVOD模式在流媒体进行发行后，虽备受争议，但从流媒体数据层面被验证“真香”了。

数据显示，上周末，Disney + 的下载量攀升了 68%，达到 89 万次。除下载量的激增外，消费者在这款应用上的支出也比一周前增长了 193%，达到 1200 万美元。从收费上看，要想欣赏这部电影，美国消费者需要在 Disney + 每月 7 美元服务费的基础上额外再支付 30 美元，Disney+未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依然采用传统院线方式上映。

虽然线上单点付费模式被初步验证，但《花木兰》的口碑却下滑严重，这为该影片的总票房收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在北美等地区上映后，烂番茄79%的新鲜度和MTC68分的评价虽然表现尚可，但是IMDb和豆瓣都只有5.4分和4.7分的评分。

目前的电影引发了中外网友对刘亦菲饰演“花木兰”的激烈讨论，这中间核心的矛盾是，不管作为女性还是中国人，“花木兰”到底象征着什么。这场辩论涵盖女权主义，文化差异，种族甚至全球政治等诸多议题。

在电影开始，当家人告知木兰（Melan）结婚消息时，她并不开心，但她接受了这一决定，并郑重承诺：“我将为所有人带来荣誉。”紧接着开启开挂人生。这是迪斯尼于9月4日发行的新影片《花木兰》（1998年受欢迎的动画电影的真人版翻拍）的开场场面之一。

最初的争论停留在刘亦菲塑造的稍显木讷与冷酷的“木兰”形象，这与动画片版精灵搞怪的角色相差甚大。在一个场景中，她安静地坐在织机旁；在另一个场景，她如一个石头般的战士，仿佛人工智能般与敌人作战。动画迷们认为真人木兰与他们记忆中那个充满活力与幽默感的少女相去甚远。对角色的争议越来越大甚至上升到对演员本身演技的全盘否定。

部分分析师认为，木兰性格的大转弯来自好莱坞对中国民族主义人士的屈服，认为通过将动画片中活泼但笨拙的邻家女孩换成勤勉、强大的英雄木兰更为保险，且努力凸显其爱国主义一面，导致性格成长上显得生硬和突然。

乱港分子黄之锋前几日下午在推特上发文，谬称《花木兰》之所以可以上映，都是因为迪士尼顺从中国，他还声称刘亦菲公开且骄傲地支持香港警察，呼吁网友抵制《花木兰》等，此举更是激起中国人民的谴责，不过另一方面花木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电影中和电影外得到了呼应。

自1500年前《木兰辞》诞生以来，花木兰已被无数创作者选为传播中国女性独立意识形态的媒介。由公元五世纪或公元六世纪（北魏时期，古代中国由非汉族控制，南北划分）组成，《花木兰之歌》讲述了一个女人伪装成男人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

在故事的原始民谣以及随后的20世纪之前的版本中，花木兰被歌颂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孝顺”。在民谣中，花木兰取代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当时还太年轻，无法服役）担任可汗军队中的士兵。服务后，花木兰被授予正式职位，但她拒绝了该职位。这首诗几乎没有提到花木兰是一位扮靓士兵的时代，也没有提及民族主义或捍卫国家的愿望是花木兰决定担任父亲职务的动机。

与现代的描述不同，木兰的早期版本缺乏爱国主义情感。相反，学者们争辩说，他们优先考虑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而不是保家卫国责任。西方学者认为：“花木兰的牺牲使家庭免受不合理的状况的影响。” 、“民谣内容主要歌颂木兰对家庭的奉献和对父亲的牺牲的理想，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中央政府不合理地使用蛮力，即每个家庭必须提供一名战士，而不论其年纪和身份。”

这种情怀在明清时代得到了体现，首先是由剧作家徐炜在1593年进行的流行改编，题为“慈木兰”。正是在这个版本中，木兰的父亲病得太重或身体虚弱，无法战斗。她的父亲无法拒绝国家的要求，准备上吊自杀，促使木兰作出代父从军的选择。

在随后的几年中，作家们对这种反国家主义话语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朱仁火1675年的历史小说《隋唐衍义》中，花木兰被命令以皇妃身份下葬时选择自杀，具体来说，她此时已经成为封建皇权的抵抗者。清朝时期的其他流传还编出花木兰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而选择自杀的桥段。

直到20世纪，花木兰的人物性格里才开始被赋予爱国主义与女权主义思想。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迫使中国向西方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并放弃对香港的控制，此后中国近代历史延续接近100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崛起和新中国建立。

花木兰被重新想象成是民族英雄化身，后来又演变为一个女权主义的象征。1939年的电影《花木兰参军》是花木兰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改编作品，该片花木兰塑造为服务于家庭和国家的女英雄而广为传播。电影中，花木兰在出发前一晚，她穿上父亲的军装，向祖先祈祷，并感谢她的父亲在晚餐时教给她捍卫国家的理想。

1949年之后，木兰成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女性形象的结合体。例如，李静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解释说，在为中国创作的1956年河南歌剧中，木兰出身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和“妇女半边天”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代女性与男人一样，为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集中在妇女的经济自由化上，而不是真正废除父权制价值观。

迪士尼在1998年发行动画时，创造了一个女主角版本，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次叛逆的尝试。虽然这位生气勃勃，笨拙的花木兰最终长成一个强大而出人意料的救世主，且迅速俘获全球观众成为经典卡通人物，但与她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现代中国同僚相比却有明显的偏离。

1998年，动画电影上映时，在中国，迪士尼的美国化形象遭到了强烈反对。李静指出，2009年，赵薇饰演的华语真人电影《花木兰》，重点强调的是木兰作为爱国民族主义和儒家价值结合的女战士是如何护卫国家的。

花木兰的性别危机从来没有像迪士尼真人版电影中那样强烈。在她的军事生活中，花木兰从没有因为缺乏女性的体力或军事技能而感到尴尬，她亦没有表现出为赢得同胞尊重而焦虑的情感。

不过，正值女权主义越来越主流的时代，迪士尼的真人版翻拍只是将花木兰送上的全新的历史舞台，等待她全新的意义而已。当然这种压力也是空前大的。

迪士尼新的《花木兰》是在女性主义激烈斗争时期出生。这部电影的争议背景是主流的女权主义话语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可能为更深入地分析中国性和女性状态铺平了道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西方文化研究工作者对迪士尼1998年的动画进行了反思，认为它实际未能增强女性的能力，因为它增强了性别定型观念和二元性。其他人也对现代的中文版《花木兰》的女权主义潜力提出质疑，《花木兰》在解决妇女重要权利问题上几乎没有作用，并且很大程度上将女主人公的变装打扮视为娱乐性而非革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