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笔记侠（ID：Notesman），内容来源：2020年9月21日，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
分享嘉宾：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丨君莫笑
封面图丨摄图网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新局面
1.中国经济的新境地
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所有其他年度性的事件更加深刻，因为它和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过的高速增长的改革而形成的全球竞争格局有关。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在当前的全球格局之中进入了一个困难境地。
如果说40年前中国是凭借当时的贫穷加上改革开放，以很低的成本进入了全球竞争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发达国家成了我们头上坚硬的天花板。虽然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同时面临经济增长等很多新问题，但是，它们手里掌握的都是今天中国经济板块相对非常薄弱的东西。
中国市场要想做“独到性经济优势”，就需要能捕捉到全世界市场都需要的关键的产品、关键的要素。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华尔街给全球经济“烧了个大洞”。但是，2008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做“苹果”，它将产品销售给了全球消费者，就是因为iPhone的产生，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
今年，受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也有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电动汽车，引起全球包括中国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它也有可能要重新定义汽车这个行业。
以上说到的这种“独到性优势”，在全球竞争当中始终是高高在上占有主动权的。
特别是在贸易战、科技战打到了“卡脖子”的境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就是有些东西，没有就是不行。
当下，和40年前相比有很多变化。40年前比中国还要贫穷的国家有很多，但这些国家通常也无法生产出在全世界市场都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个例子，比中国开放更晚的、人均收入更低的越南和印度，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它们在全球投资，产业布置方面非常有吸引力。
现在，如果我们去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Mall（商场）逛一逛，找一些服装翻翻商标，就会发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生产的服装的比例在增加，中国生产的服装的比例反而在减少。
所以，经过40年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后有追兵，且成本更低”的局面。产业链上游，中国的“独到性经济优势”依然非常薄弱，这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2.中国经济亟待突围
此外，现在的问题不单是“静态的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被夹在中间”。
2007年我在深圳时就讨论过：中国经济叫“突围”，因为两头都被围住了。现如今，不单单是“独到性经济优势”不足，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阶段。
中国经济很多年来都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因为国内有大量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结合外来的资本、技术、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开放，形成了大量的出口。
然后，大量的出口就形成了顺差，投资环境得以改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从90年代早期的几百亿的美元储备，变成了几万亿美元储备。
美元储备在中国无法使用，必须去购买美国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了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以及美国企业的金融产品上，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外债。
由于资本供应非常充沛，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的利息一直非常低，据此优势能够刺激消费，大量地进口产品、对外投资。
上述局面就产生了早些时候说的一个词“中美国”，是指中国和美国合在一起看，虽然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加在一起很好，经济活动循环运行，效果很好。
但是，这其中依然爆发了2次危机。
第一次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大量的廉价资本使得美国的资本投资发生扭曲。比如，房地产造成了全球金融的大动荡。
第二次就是2017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将很多工作甩在了美国境外，这对美国的就业平衡和收入都产生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美国的经济问题会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
这个局面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和国际的和平环境。其实，很早之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很多国际研究机构都发出过警告——2003年-2004年多次预警“全球失衡，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形成的剪刀差”。
很多专家和学者研究表明：剪刀差会导致重大的问题。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很多问题都被预言“不会马上爆发”，时间长了我们会认为这些预言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剪刀差”最后会引起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
3.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化”，我的看法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而这个内部矛盾和全球有关。
简单地说，世界上有一个贫穷经济体，一个富裕经济体。人均资本多就属于富裕经济体，反之，则是贫穷经济体。
人均资本多，生产效率高，收入也就高；人均资本少就需要依靠自然的力量，收入也非常低。如果中间存在壁垒，富裕经济体过富日子，贫穷经济体过穷日子，可能几十年就保持这种状态“过”下来——二战之后，至1978年，全球大概就是这个局面。
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撤掉了。
撤掉以后，资本打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也被打通。劳动力虽然不能大规模地流动，但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口，等于将劳动力内含在产品里层层运过去。劳动力打通以后，全球的劳动力分配情况都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
什么挑战？
就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打通了资本市场。之前，发达国家的资本用于武装国内的劳动力。现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来争夺发达国家的资本，大家想想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全球看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极高，工人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
过去，发达国家的工人不会受到中国工人、印度工人的冲击。全球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发达国家的产品相互竞争，发达国家的产品卖不动，这当然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就业。
所以，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不兼容。这种局面下的全球化，总体来说提高了全球的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更多，但也有受到损害的集团——发达国家受损最大就是劳动力和技能。
比如，苹果手机的专利和发明权是美国公司的，但是是由中国的富士康代工生产的。美国可以拿到发明者红利，而资本（方）为发明提供资金而获得最后的收入，所以华尔街、硅谷都在推动全球化。但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一些利益集团、蓝领工人以及一部分白领是因为受到全球化冲击的。
国内也一样，实施开放对我们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而且是越靠沿海，好处越大，因为资本从沿海来的。离资本和技术远一点，不懂英文，不懂对外来往，就要差一点，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全球化的确是推动了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有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会反映到意识形态、观念和政策上。
二战以后美国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大幅度下降，然后停滞了一段时间。
随着中国的开放、印度的开放，冲击了全球市场，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往上升了，几乎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欧洲的发达国家也差不多。
只看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转换现实生活就有问题。
为什么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很多中国公司去华尔街上市？
因为上市是为全球资本服务，赚全球人民口袋里的钱。但还有一些人没有得到同样的收入分配，没有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反而出现更严重的失业，收入停滞不前，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成了1%富人和99%穷人的矛盾。
2006年我在美国访问城市研究的问题，访问过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钢铁厂，当时驱车一个多小时去的。这家工厂在当年是鼎鼎有名，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钢材就是这家工厂供货的，旧金山的大桥也是它提供材料的，现在破败了。
为什么？
因为全球竞争之下，企业的生产成本高，技术进步没有后来者快，等到中国的钢铁行业起来，在全球市场上一同竞争，美国企业就卖不动了，庞大的工厂“锈”在那里了。
美国有一个词叫“锈带”，专指制造业败落的地区。就是早期从欧洲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在全球开放竞争当中遇到了麻烦。而这也是特朗普竞选的基础——“制造业回迁美国、增加美国就业”。
所以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经济圈看不上特朗普，从政治上来看他依然有基础，这是他的选票票仓和“锈带”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理解全球化会引起相关方的变化，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而增长，它会等着你。
二、中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1.成本上涨
贸易顺差加大量外资，是好事情，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进来1美元，央行就要支付6元人民币。央行的“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进了国内市场会流转起来，资产价格就会有变动。
如果经济体内货币供应量大，商品资产数量少，资产价格一定会起来。价格连续上涨，就会形成“上涨”的市场预期。实际上，因为大量的货币进入国内经济循环，国内产品大量出口，进而产生上述现象。
所以，每一“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都对应国内的人民币，好处就是国内“不差钱”。这些“钱”进入了“土地”，进入了生产要素，企业的成本就上去了。
经济在“不差钱”的环境运转，企业成本就在极速地提高。我们还有市场竞争的成本，法定的成本。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名义的GDP增加了8.6倍，工资总额增加8.8倍，税收增加16.7倍，非税的政府收入增加了18倍，社保缴纳增加28.7倍，最厉害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64倍。背后，就是成本在极速提高。
这个成本不是市场主体“你情我愿”，劳动力竞争导致的，而是法律规定的，不缴纳这份“钱”属于违法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企业的“独到性经济优势”没有上去，而企业成本却大幅度上涨，这是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
增长速度从2008年-2010年开始发生变化，从平均9%-10%的增长速度，一下子到了6.5%左右。即便疫情消失，我们要回到高速、中高速增长的难度都非常大，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结构性的。
如何对付这个问题？
经济学教科书的成本永远都是一条线，什么意思？
就是成本不断地下降，降到最优点以后，成本线一定会上去。经济增长、收入翻两番，倒过来就是成本，这就是经济。
所以，经济增长一定面临成本线上升，上去的成本如何应对？
有两个办法对付，也是2007年以来我们讨论突围的两个主要方向。
第一个方向，用新的办法来组织生产，把成本线往右下方推，找到一条还可以持续下降的成本曲线。无论是政府改变营商环境，还是企业优化自身生产环境，控制成本永远有潜力，即我们能够让成本优势持续时间长一些。
第二个方向，花更高的工资雇佣更厉害的劳动力，用更多的资金买更先进的设备，开发新产品，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所以，这就是商业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当年通用汽车的老总退下来去办商学院，在他当院长的时候，商学院就两个选择：要么成本突出，要么与众不同。
用我的话来说，一个是独特性，一个是持续的成本优势，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2.创新突围
我们再讲讲创新突围这件事情。创新突围是什么意思？
中国市场是个后发国家。后发国家特点就是等到国内环境和平下来之后，在搞经济建设时，发达国家早走到前面去了。
毛主席在50年代讲过：“中国会造什么？椅子板凳，其他都不会造，不会造汽车，不会造拖拉机，更不会造飞机”。也就是说，有“人”造出来，“我们”看到以后，模仿制造就可以，这就是后发优势。
整个中国庞大的经济基本上都是先“看到”后“造”。
第一阶段，“看到”了也不会“造”，当年是靠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才给中国工业奠定了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奠定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慢慢会“造”，但“造”不好；
第三个阶段，“造”得不好，但是成本低，价格有足够的吸引力；
第四个阶段，提升品质。
在中国，以上几个阶段不同的产业线都在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重点也不同。
但是全球竞争格局的体系还要再跳一步，跳到哪一步？我们“看到”、“造”的东西是哪来的，是那些国家、产业、公司、原创的——就是“想到”了“造”。
中国人常说“两弹一星很自豪”。中国在60年代爆破原子弹，而美国在1945年就爆破了原子弹，关于原子弹的论文最早是在1939年发布的。论文里把释放原子能量的原理解决了，大家就都能有功夫“追”。
所有产品在早期都只是个想法，而想法是在经验当中产生。发现了原理，我们再看能否利用原理将它变成技术，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形成产业。
中国未来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全球上、下也是在“造”的过程，仅仅别人“卡脖子”，我们就想办法“造”，我们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还不够。
3.企业家精神
中国体量大，人口多，已经和平建设几十年了，想要在“造”的方面更有力，就要真正地在原创上下功夫。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做这些事。但是，对中国这些年经济的观察让我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看看全球有多少过剩产能？
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为什么不能把资源往那个方向投一些？“造”，不一定都会成功，失败率会非常高。
可是，这么多公司在红海里面杀价，这么多项目“说停就停”，需要“去产能、去库存”，要花很大力量才能挑动，我们是不是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我访问过以色列。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国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访问以色列的过程让我接触到了很多独到性的东西，以色列拥有很多大国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性能翻倍，价格折半。
但是没有人想过，信息量可以加倍，能量也会随之加倍。
如何让信息量储备上升，热量不上升，这个关键技术以色列的产业界解决了。否则不会有移动互联网，不会有这么轻薄的手机和巨大的计算能力。台式电脑还有风扇，手机不可能有风扇。
类似的例子，用以色列举例可以举出100个，而这其中体现的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
从穷变富，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把产品做好，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今天我们要定义新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从大量“看”到了“造”，要在中国实际的经济基础之上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国家研究所和产业企业市场打成一片。
因为讲到底，你手里有点独到性，才有交换筹码。如果我们永远在后面，被人“卡脖子”。如果我们能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全球竞争的准度就会有问题。
三、中国产业充满希望
我认为中国的产业是有希望的，下面举2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佛山一家小公司，做的是特种气体，特种气体被ASML（阿斯麦）认可，拿到了ASML的证书，用这些气体，再用光刻机，质量没有问题。
佛山一家不大的公司，挤进专业领域的名单里面了。它还不仅是做光刻机，而且它的产品已经做尖（端）了。
也就是说，企业光做大、做强还不够，还要做尖、做硬一点。好的产品越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全球舞台上就会有更多的筹码。
第二个例子是一家深圳的公司柔宇，生产就是柔性屏。
我为什么高度肯定这家公司？
因为早期他们不是看到产品才立项，他们制造柔性屏时，世面上还没有这个产品。最早是创始人在毕业后，将自己在斯坦福撰写的一篇论文的原理变成了专利，变成了技术，在深圳投入了生产，年量产1000亿个。
其实，这个打法能不能成功，没有人保证。但是这个做法，值得获得我们的认可。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要在此基础上再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未来五年或是十年，我们都可以在“想到了造”的方向上，“造”出一些新的成就。
这样在全世界，中国企业才会真正得到尊重。在商业竞争当中，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筹码，才能在复杂的世界里有更大的发言权。
结语
总结一下，民营企业现在是“改朝换代”，过去叫“水大鱼大”。
所以，今年公布的民营500强企业的门槛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当前的情况是未来全球潮起云涌不光是“水大”，还有中国的民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去突围，特别是不要将“新”定义为“别人有，我们拿来做创新”。而是要在全人类范围、全球范围的“新”这个方向上开始下功夫。
功夫不会一天见效，但是持之以恒做下去，我相信这些功夫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给我们奠定一个新的发展路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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