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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红杉汇，作者洪杉，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些计划中，科学家们正积极畅想着可能未来世界的科技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加来道雄（Michiu Kaku）的著作《人类的未来》（The Future of Humanity）就是一本关于太空移民的书，书中移民火星的系列计划就已相当完善。但人类看似连外太空的生活都计划好了，实际上却没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关心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若你放眼望去，人类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近期，美国消费者债务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危险水平，而且基础设施分崩离析、空气质量每况愈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切现象都告诫人类必须更加认真地考虑未来，但我们在行动上却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呢?
生理因素
我们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最简单也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由于人类的生理因素造成的。我们大脑中的快感中枢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会带给我们愉悦感，所以我们的本能就会让多巴胺快速在当下释放，而无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著作《未来简史》（Homo Deus）中提到“生物体就是算法”。赫拉利认为，就好像自动售货机的编程是要回应按键一样，人类和其他动物也被基因和进化编程，要回应“感知，情感和想法”。当某些特定的按键被触碰，我们的回应方式和售货机其实是一样的。
他给出了很多支持这个观点的数据。比如，他提到了一些心理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观察脑电波来预测行为，比如一个人是否会按下开关，并且他们甚至可以先于实验对象预知到这些行为是否会发生。赫拉利还指出，某些药物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比如利他林（Ritalin）和百忧解（Prozac）等抗抑郁的药物。
但这好像不足以说服我们。
就连原始社会的成年人都知道要克服一些基本的欲望。古罗马的公民缴税，花了几十年时间兴修可以通往遥远之境的道路；中世纪的社区建造了可以屹立好几个世纪不倒的教堂。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短短几十年，我们却丧失了有效地规划未来的能力?
利益动机
另一个可以解释我们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的原因就是利益动机。比如，如果股东们总是催促着季度盈利，企业领导层则会更关注短期盈利，而非投资未来。结果就是股东们的回报不断增加，而企业的竞争力却被日渐掏空。
近期一篇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文章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发现美国许多大企业在竞争力上正逐渐减弱。他们还发现一些有名的企业研究实验室，比如贝尔实验室和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等研究实验室也在日渐衰退。
但其实如果仔细看，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事实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表明企业在研究上的花费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从五六十年代的40%左右上升到了今天的超过60%。与此同时，尽管有些企业关闭了研究设施，还有一些像微软、IBM和谷歌这样的企业建造了新的设施或者大大扩展了之前的设施。总的来说，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是与日俱增的。
看看谷歌是如何创新的，你就能发现为什么以上两个观察结果如此不同。50年前，企业投资研发的唯一途径就是建企业实验室，而今天，企业拥有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和学术研究人员合作，或者打造企业内部的风投项目、孵化器、加速器等等。
惯性思维误区
第三个我们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不为将来做打算，而是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认为不值得的事情上，当然这样的观点很可能是一种误区。比如，有人可能会低估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
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亲缘关系的选择。我们更愿意投资于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的未来，因为那等同于一种自我存活。然而，如果有人要我们为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或者更遥远的未来做投资，有些人会陷入犹豫。
集体叙事
我们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这其实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实上，二战之后，人类为未来投资了很多——建立研究基金会和研究院这样的科学机构、通过立法保障未来人们的权利。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类规划未来、投资未来的意愿才开始消退。
换句话说，集体叙事是问题所在。我们完全有能力为了明日的幸福而忍受今日的匮乏，这和企业经常将一部分收益投资于未来是一个道理。我们甚至有能力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无私奉献，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可信的理由。
所以，偶尔会出现仅仅信念就足以驱动行动的情况，致使那些容易抓人眼球的项目可以获取很多的支持，但如投资于基础设施、减少负债、保护环境之类的基本项目很容易被忽略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排斥的可能不是未来本身，而是彼此。又或者，是因为对事实的见解有重大分歧，才因而缺乏集体叙事。无论如何，承担后果的很可能就是可预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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