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大湾腹地公号；作者：田栩冰 编辑：段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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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钟，呼吸停止；6分钟，大脑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10分钟，脑死亡——这是心脏骤停之后的死神倒计时。我国一线城市急救响应（接到急救电话到急救车到达）平均时间为12分钟，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能做到10分钟以内。等待救护车赶来再抢救，心脏骤停的生还率不足1％。与死神拉锯，只能依靠在场的人。
便携式的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Defibrillator，简称AED），成为人类对抗死神的武器。经过简单培训，普通人就可以使用AED对心脏骤停者施救。如果4分钟内使用AED施救，心脏骤停者救活的概率高达90%。
近几年，心脏骤停数量增多，悲剧接连发生。AED的普及率，已经成为城市文明和人文关怀的温度计。
全球AED普及率
心脏骤停，又名心源性猝死，成因非常复杂。熬夜、缺氧、运动量大、骤冷骤热、血糖过低、电解质异常或是经历撞击都可能引发心脏骤停。无论男女老幼，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事关生死，概率再小的事都能是大事。急救体系也在不断提高效率，2019年，深圳120急救平均出车时间（从急救站接到指令到急救车出发）降至68秒，上海120急救平均反应时间（从急救站接到指令到急救车到达）缩短2分钟至12分钟。这背后是整个城市为挽回生命做出的努力，急救设备不断升级革新，越来越多私家车主主动避让——但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而言，这还远远不够。
专业人士无法在急救时限内赶到，挽回生命的希望就落在了普通人肩上。
有80%的心脏骤停是室颤，而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是尽早用除颤仪进行除颤。AED又被称作“傻瓜除颤器”，经过简单的培训，普通人也能借助AED抢救患者。蓝天救援队是民间的一家紧急救援机构，深圳队的飞飞主要负责队里队外的医疗培训，加入蓝天的五年里，他已经为各类机构做过200多场培训。在他看来，心肺复苏和AED使用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急救培训。
“我们的培训里，有80%都与心肺复苏相关。很多单位都有需求，街道办、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学校经常邀请我们，最忙的时候，一个月做了15场。大部分学习者，在第一堂课会觉得有点难，到第二课、第三课，基本就熟练了。”飞飞称。
使用AED和徒手心肺复苏的抢救成功率，图片来源：日本总务省消防厅
AED能够自动监测患者心律并施以电击，使室颤中的心脏恢复正常运作。据日本官方统计，经过AED除颤再进行按压心肺复苏，患者的抢救成功率能提升到53.5%，比徒手心肺复苏高出三倍。在北京地铁的施救案例中，有80%到90%的成功案例，都是靠AED救活的。为了降低使用门槛，AED还会辅助语音或视频，提醒施救者进行按压或人工呼吸。
自2004年，日本开始普及AED，当年在公共场所（下图中蓝色部分）铺设了1307台，到了第十三个年头（2016年），日本公共场所共铺设了68.8万台AED，每十万人拥有AED数量已经达到215台。如果算上日本消防机构、医疗机构铺设的数量，日本每十万人拥有AED数量已经超过600台，是全球AED密度最高的国家。
日本AED的普及在2004年之后开始，很大程度上和一个悲剧事件有关。2002年，一位皇族在运动中突发心脏骤停，送医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英年早逝。悲剧发生后，在社会多方的争取下，日本2004年修改法律，允许非医疗人员使用AED，并开始在学校、地铁等公共场所安装AED。此后连续十三年的时间里，日本的AED数量以每年接近50%的速度增长。
日本AED安装量走势，图片来源：日本心臓财団
与日本不同，美国则是立法先行。1995年，美国立法开展“公共除颤计划”，政府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AED的购买和铺设。在美国，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都要依法设置AED。除了设备普及外，美国还在立法上保护救援者的合法权益，2000年，美国颁布联邦心脏停搏救援法，非专业人士使用AED设备进行救助，造成的后果可以免除责任。立法的推进，使美国的AED很快达到了平均每十万人317台的普及率。
全国普及的理想与现实
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每十万人仅有0.2台AED，显得非常落后。
尽管救治效果显著、使用门槛低，但AED在中国的普及进度却比较缓慢。早在2006年，北京首都机场安装了11台AED，这也是最早拥有AED设备的公共场所。
但经历了十三年的推广，到了2019年，全国公共场所安装的AED总数仅有2800台，平均每年只增加215台。
据头豹研究院的数据，2014至2018年，中国除颤仪行业市场规模由5.6亿元增长至10.2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16.2%。这一数据包括了医院使用的专业除颤设备，由于AED市场规模较小，大湾腹地尚未发现单独测算该市场的权威研究。
一边是AED普及密度不高，另一边却是心源性猝死人数的不断增加。据深圳政府在线网站披露的数据，2014年至2017年间，深圳市院前急救猝死人数从1897人增加到3000人以上，平均每年增长16.5%。从急救响应速度的变化上来看，这并非急救系统的失职。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习惯差，一线城市的心脏骤停人数每年都在增长。
倘若按照14亿人口，每十万人300台AED的发达国家标准，全国大概需要安装420万台AED，按照深圳市政府2019年的招标价格（每台20293元）计算，这是一个高达850亿元的大市场。
这还只是一次性投入，电极片和电池都是耗材，有效期2至5年不等，每年会产生580至1000元不等的耗材费用，这又是每年24亿至42亿元的投入。
然而，现实很骨感。据大湾腹地向AED代理商贝登医疗确认的消息，2019年迈瑞医疗共售出12475台AED，占据了国内AED市场52%的份额，以此推算，国内市场AED的年销量应为约2.4万台，年销售额规模仅为2.4亿元。
假设每年销售额保持不变，要消化850亿的市场，大概需要四个世纪。
相比之下，以每台AED均价5万元计算，当时日本和美国AED市场总量分别为300亿元、500亿元，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总和。
“拐点”已经出现
理想与现实市场的差距，是由AED市场的公共性质决定的。深创投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人易洪祥告诉大湾腹地，“按照人口密度去配备AED，理论模型是对的，市场的确有这么大空间。但是，普通的医疗器械采购要看经济效益，AED使用率极低，只有社会效益，所以它属于政府经济的范畴。以政府经济的逻辑来看，推进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
政府购买力与财政状况直接相关，一线城市推进AED相对更快。据中国政府采购网站披露的数据，2019年，深圳市政府第三期AED采购共买入2000台AED，耗资4058.6万元。相比深圳的阔绰，GDP占全国比重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则完全处在另一个极端——整个自治区内，只有一台AED。从安装位置来看，这一台AED并非政府采购，而是企业采购后放置在体检中心内的。
这也无可厚非，对大部分城市而言，民生工程也有轻重缓急。AED的普及对于很多地区而言，优先级并不靠前。“其他民生项目，义务教育、扩大就业还有住房保障，这里面哪一件都不是小事。”易洪祥认为，把视野放宽，我国国情和日本也有很大不同，“日本政府加大普及AED的力度，很大程度上和本国的人口老龄化相关。心脏骤停发生率最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病患，75岁以上是发病高峰，这一群体在日本占比14.7%，但在我国75岁以上人口还不足5%。”
出于救人的本能和求生的本能，AED一定会在全国有需要的地方铺开。随着心源性猝死案例的增多，救助同类的本能开始助推AED的普及。在前两年的心肺复苏和AED使用培训中，飞飞经常遇到边玩手机边听课的，学员会把急救培训当作单位的“政治任务”。但今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心脏骤停可能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现在学员听课都很认真，有的还会做笔记，主动去练习实操，细心的人还会问我很多问题，大部分一教就会。”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件事无法一蹴而就，还需要习惯和观念的改变。而习惯和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些“拐点”事件的助推。
正如日本AED的推广始于皇室成员猝死，中国AED推广的加速拐点，始于高以翔事件。2019年11月，男演员高以翔在拍摄综艺的过程中，突发心脏骤停，因为没有在黄金时间得到抢救而离开人世。这次事件，让公众意识到，年轻、健康的体魄，也可能出现心脏骤停。自此之后，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开始关注AED设备的使用和推广。
高以翔事件后，AED在国内的普及已经在加速。2018年到2020年前10个月，迈瑞AED全国代理商贝登医疗AED销量从2950台增长至4200台。单看静态数字或许平平，但市场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42.37%。每年经贝登销售的产品稳定在品牌总销量的三分之一，可以由此推算，迈瑞AED的销量也保持相似的增速——这比医疗器械稳定在20%的增长率，可要有吸引力得多。
除了市场整体加速增长之外，AED市场也能讲出“国产替代”的故事。十年以前，我国的AED高度依赖进口，飞利浦、日本光电、美国卓尔等海外品牌瓜分了国内80%的市场，当时一台AED售价高达4万至9万元。2013年，迈瑞医疗实现技术突破，推出首款国产AED，售价2万元，倒逼海外企业同步降价至2万元。
因为AED市场以政府采购为主，在产品技术相同的情况下，国内品牌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如同日本市场以本土品牌光电的AED为主，如今的国内市场，迈瑞占有率52%，卓尔占比16%，全球AED一哥飞利浦仅占11%。
由于AED的高速增长，年销售额近两百亿的迈瑞，也在这个目前仅能贡献2亿元年收入的小市场深耕。全球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医疗器械巨头诸如飞利浦、通用，也都进入了AED的小市场。
大玩家深耕小市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AED与专业除颤仪的技术原理相同。企业一旦突破了除颤仪的技术壁垒，生产AED就非常简单了。两项技术壁垒都是关乎稳定性，易洪祥认为，“除颤仪要在危急时刻救人性命，对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一是电容控制，二是心电检测的准确性。电容控制也就是瞬时放电的精确性，放电10秒钟，除颤能量220J还是360J，允许的误差范围非常小。”
在两项技术壁垒的阻隔下，国际除颤仪市场发展近百年来，除了飞利浦、卓尔、日本光电等极为有限的几个玩家之外，几乎没有新品牌入局。但是一旦突破壁垒，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做研发投入了，正如销售告诉大湾腹地的那样，“飞利浦的技术和外观十几年都没有换过，但还是很受外资企业欢迎，因为它的稳定性在国外已经被验证了。”
除颤仪也是医院里使用率最低的器械，医疗器械巨头是否进入这一市场，有更现实的考量。易洪祥认为，“下游购买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医疗器械公司的研发决定。为了节省招标成本，医院采购通常以打包业务为主，以年为单位进行采购，采购时会把各个科室的设备需求打包一起招标。也就是说，拓宽产品线，能获得新的收入，又几乎不增加新的销售成本。”
技术变化不大，是因为除颤仪市场对技术稳定性的要求远远高于技术创新性，但与此同时，产品被验证的机会却非常稀缺（即使是医院里，也不可能每天都有大量心脏骤停患者）。因此，专业医疗机构仍然倾向于购买经过长期验证的国际品牌，这是国产品牌当下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
但AED却给了国内品牌一个突破口，使得国产企业口碑在除颤仪市场有了被验证的机会。而那些技术真正过硬的企业，也获得了打破海外器械品牌垄断的宝贵入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