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新经济沸点，作者郭娟，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追剧的？

我先说我的经历。去年，某宫斗剧被迫下架，此前，这部剧为某长视频平台独播，我因为不想支付会员费，一直没能看全，但当该剧在长视频平台下架后，忽然在短视频APP上冒出很多剪辑的剧集。

就这样，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借助数十个一两分钟的片段，补全了这部剧。

短视频平台可能因此“算到”我的偏好，接着又给我推送了《后宫·甄嬛传》，距离上次看完已是十年有余，我几乎是追忆着又复习了一遍。

这几天，我用这种方式看完了《贝蒂和爷爷》，一部很暖的亲情电影，但当我返回长视频平台找到这部长达两小时的电影时，却发现怎么也没耐心看下去。

一方面，是通过短视频片段，已经知道大致剧情，另一方面，在手机上看长视频，经常被各种消息打断，连续被打断几次后，毅力就减弱了很多。

像这样的“宝藏”内容，短视频上还有很多。

前段时间，因为重新发掘三星堆，我关注到一位剪辑纪录片的号，看完了这个号里几乎所有内容后，我发现，它的视频原始素材大部分来自央视纪录片频道。

在短视频肆虐的今天，对于受众而言，在短视频上追剧，从新鲜到习以为常，然而，有人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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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一份逾70家影视机构发了份“联合声明”，大致表述了如下内容：

• 在短视频繁荣发展、丰富人们碎片化时间的同时，也出现了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影视切条侵权日益严重的情况。

• 呼吁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尊重版权，加强自我检视，并表示将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

这份名单，包括中国电视艺术交流会、中国电视剧艺术协会等15家影视协会；还出现了长视频平台的第一梯队爱优腾、第二梯队的芒果台、咪咕五家长视频平台；以及53家影视制作与发行公司。

这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长视频产业链”：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内容分发平台和内容制作生产公司……此前，这个团体还因各自的利益，比较分裂，现在，都无比团结地在一起，要向短视频“讨个说法”。

短视频和长视频也有良性互动的时候，当新电影搞宣发，新剧需要导流时，短视频平台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个结论由猫眼的《2020强影之路》白皮书定义：“短视频购票转化率高”，所以，电影制作方加重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投入，是大势所趋。

今年春节期间，我就经常刷到贾玲，她的电影片段，同名的话剧片段，另外，还有很多围绕贾玲电影的解读，以及贾玲的经历、花边新闻、张小斐的大龄逆袭等内容。

后来，在不断重复的“洗脑神曲”“老妹啊，你等会儿啊……”的作用力下，我最终买了张票，去电影院看完了《你好！李焕英》。

这种短长视频配合模式中，短视频平台不会出现《你好！李焕英》的“剪辑短剧集”，以上的“宣发材料”，总留有悬念和缺口，拉扯着观众走到院线。

这才是电影内容团队要实现的目的。

02

如果所有的短视频剪辑都被这样定义，也不至于被长视频集体声讨。

在上述“联合声明”中，代表中国长视频领域“半壁江山”的他们这样表述：这些通过影视切条制作的短视频，“损害影视作品的完整性、曲解影视作品内容的主旨原意，进而影响影视行业的长远发展”。

爱奇艺CEO龚宇也在2020年提到，短视频切条对长视频平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相比于宣传作用，负面效应更大。

也就是说，除了宣发，短视频平台上，对于影视剧的“二次创作”，尚且有大量的作者更像野蛮人，他们无视版权的问题、以低廉的制作成本分流了长视频平台的用户，让原本盈利无望的长视频平台，雪上加霜。

同时，这些做短视频剪辑的野蛮人，还因此获利。

最近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完一个博主的宣传，据称，他从3月20日起开始上传电视剧剪辑视频，获得279万的播放量，平台给到的“工资”（分润）是4200多元，他还介绍了方法：下载一部电影或者一集剧，剪出精彩片段，用剪映混剪，发布到相应平台，便有流量收益。

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规定，“公民个人基于学习、欣赏等非商业用途使用他人作品，不侵犯著作权人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是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创作者，都给出不小的资金扶持，还提供了直播打赏、电商带货、甚至是广告等变现渠道，即便“躺着”，仅凭流量，也能获取了商业收益。

而当一个“拿来”就用的作品产生商业收益后，此时的性质就发生了质变。

03

短视频创作者无视版权而成为被告，早在2017年5月就有了先例。

一个叫谷阿莫的博主，将原版电影分割成短视频，配以诙谐幽默的解说词，分发到各个平台后，很快就吸粉无数。

谷阿莫最初是将国内禁播的《五十度灰》进行“二次创作”，一炮打响；后来，他因发布《9分钟看完18小时电影版哈利波特》登上YouTube热榜第四，也因此遭到迪士尼联手其他五家影视制作公司的控告。

迪士尼等公司认为，谷阿莫制作的视频让观众看完就能迅速掌握影片内容，让电影本身失去吸引力，严重影响部分电影的票房。

彼时，台湾音乐人张震岳在Facebook上也批评谷阿莫，“毁了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付出”。一位来自台湾开南大学的教授也在《中国时报》的评编中提出，“如果大家都抢着当谷阿莫，就没有一次创作，加工创作者要从哪里生出二次创作呢？‘谷阿莫们’其实可以说是创意的杀手！”。

短视频“解构”的内容更像是一种“速食”，能填饱肚子，营养不一定全面，另外，它也迎合了大家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然而，这种运作方式的确没多少成本，原创内容需要投入巨额的时间经历和金钱，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提供了相应的工具，也极大降低了视频制作的门槛，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却不想，还是给这个产业带来了阴影。

长视频平台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对上游的创作也采取“拿来就用”的态度，遭到抵制后，才演变为购买版权、逐步走向正版化之路。

短视频兴起后，长视频平台与内容创作者一样，也成为“受害者”。以爱艺奇为例，上线10年以来，一直没能盈利，原因之一便是在版权上的投入巨大，根据财报，爱奇艺2020年的内容成本为209亿元，占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高达59%和70%。

为了节省购买版权的费用，爱艺奇、优酷、腾讯视频等通过探索自制剧来节省版权成本，因为版权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内容创作者手里。

04

侵权的确是短视频平台的一大原罪，它繁荣到今天，也是时候受到相应的规范和约束了。

除了视频，音频也是侵权的重灾区。今年年初，快手IPO之前，便遭到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的声讨。

2月1日，音集协发出《关于要求快手APP删除一万部涉嫌侵权视频的公告（第一批）》，根据公告，其对快手未经允许的使用的录音制品数量1.55亿个，涉嫌侵权的主要内容是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对此，音集协收集首批10000部涉嫌侵权视频链接，要求快手公司删除并停止侵权行为。

而据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音乐版权服务平台的版权检测显示：截至2020年11月6日，快手涉嫌侵权使用音集协委托下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视频数量高达8265万个，总播放量达到2.98亿次以上。

这个案例的可取之处在于，音集协采取了对短视频平台的起诉，而不是每个侵权号，据称，这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起诉方式，细想，单独起诉侵权号个体，处理起来是没有效率的，而且，短视频平台应该对其上的任何一条内容都有审查之责。

但现在的审查力度，短视频平台是做得不够的，上文提及被下架的宫斗剧、遭禁播的《五十度灰》等，碎片化后就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大行其道，这就形成一个怪现象，当其他渠道都被封锁，这类视频的流量反而在短视频平台上得到更大的汇聚。

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查也是滞后的。我曾在某平台上看到过一些有伤风化的内容，发起举报，平台核实完成后，最快也是在一小时后回复我。

这里面存在时间差，在平台核实举报内容期间，海量的人还能看得到违规信息。毕竟根据《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已经达到8.18亿。

这个问题该如何求解呢？一种做法是，短视频平台应该为这些“影视切条”内容买单，这里已经有案例，此前音乐侵权重灾区的快手，在后来出现一个方案：“根据歌曲使用量向版权方结算，并新增了词、曲版权的单独结算以及独立音乐人结算通道。”

另一张方式则是借助区块链技术，这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提出的，他认为，音乐版权保护，区块链技术将大有可为。

他说：“区块链技术对版权的影响非常大，它和智能合约结合，在使用过程中像记账一样记录下来。它希望用户越来越多地使用，在每一次使用时变现，费用由几方去分享。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他同时透露，侵权成本低的现状即将迎来改变，“将于今年6月实行的新著作权法明确了互联网视听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并将侵权赔偿最高标准提高了10倍。”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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