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者惊蛰研究所，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去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引发整个教培行业雪崩。新东方、好未来等头部教育机构和教培行业的从业者们，纷纷遭遇至暗时刻。彼时，惊蛰研究所采访了一批教培行业从业者，并在《一线访谈丨雪崩之下，教培从业者的真实感受》一文中，反映了当下教培从业者的真实感受。
如今半年过去了，针对教培行业的监管力度丝毫没有减轻，曾经的教培行业从业者们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职业发展。惊蛰研究所回访了之前的受访者们，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教培行业及其从业者们的现状。
“经历了教培雪崩，又遇上互联网裁员潮”
上次接受惊蛰研究所采访时，小雨刚刚入职互联网大厂担任HR不到1个月，而当她说起最近的工作经历时，言语中多了不少自嘲的意味。“之前还想着说互联网大厂稳定、薪资高，谁知道这么不凑巧，经历了教培雪崩又遇上了互联网裁员潮。”
据小雨介绍，她所在的金融业务部门由于政策影响，也开始对人员架构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收缩，仅去年下半年就裁员了七八百人，技术类和营销类岗位全部辞退，而公司内部的计划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这一块业务全部清空。”
接连遭遇教培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两次收缩，小雨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对被裁员已经很有经验了，而在互联网行业的半年工作经验，也让她感受到前后两个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互联网与教培行业的人做事风格和调性截然不同。”小雨发现，互联网行业的人和公司都有更强的包容性，更在乎结果而不是过程。“比如像人事岗位经常需要筹算员工福利和假期，如果是在教培行业出现了错误，一定会受到当事人的责问，但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互相之间包容度很高。比起出错的原因，他们在意把结果修正。这也是她对互联网行业仅有的“好印象”之一。
互联网行业的新环境也给小雨带来了不少挑战。小雨说，在互联网大厂部门之间时常为了资源内斗，而在部门内，迎合领导的喜好、维护领导的利益很重要，否则很容易被各种借口辞退。“也不直接说要辞退你，而是说‘你的能力很强，但你不符合团队的风格和氛围’。”
作为公司的HR，小雨在新岗位上也见证了更多的职场PUA和劳动仲裁，这些事擦去了她心目中互联网行业最初的那些“光环”。而她对教培行业发展前景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去年“双减”政策刚开始落地的时候，小雨还保持乐观的态度，但后来完全不抱希望了。“当时大家都低估了监管的力度，所以还想象着行业会很快回暖，但是随着政策和监管逐步落地，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回去了。”
同样“回不去”的还有互联网行业，鉴于在教培和互联网行业的两端经历，小雨将未来的职业方向定位在医药行业、人工智能行业。“这两个都是新兴行业，也普遍被看好未来的发展，至少还不会遭遇突然的行业监管，这一点很重要。”
“双减落地，地产暴雷，我又成了房产销售”
在进入教培行业以前，阿杰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房产销售，而在“双减”政策落地遭遇裁员后，阿杰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做回了房产销售。阿杰告诉惊蛰研究所，去年失业之后他在家待了两个月，“不是懒得找工作，而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以前每天10点半到公司，可以睡懒觉，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小一万块钱，还有水果、零食小福利。现在这样的工作全都消失了。”
阿杰表示，因为自己习惯了之前宽松的工作环境和作息时间，所以后来一直想找类似的岗位，但是面对全行业的衰退，阿杰经历了2个月的“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放宽”了自己求职标准。
“当时新东方这些大公司都在裁员，但是本地的教培机构不但没有裁员，反而开始扩大团队规模。闲了两个月，总得要吃饭，所以就想着先找一个地方干着。”据阿杰介绍，他后来工作的这家公司之所以还在继续招人，是因为老板认为政策监管主要集中在行业头部企业，大公司的倒下反而让小公司有了更多机会，并且由于身处地方，他们也不认为政策能够快速、完全落地。“有这种投机心态的本地老板不在少数。”
让阿杰感到失望的还有薪资待遇。和之前每个月稳定七八千的收入相比，新公司的薪资待遇“严重缩水”，不但没有水果、零食小福利，底薪直接被砍到7折，五险一金选择性缴纳。“公司规定过了试用期之后，表现好才给交五险一金。不过也不是新鲜事了，其他公司的销售岗位也基本是这种待遇。”事实上，对阿杰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政策监管的逐步落地导致他再度失业。
阿杰说，老板自己也没有想到，突然就被有关部门约谈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关闭了校区、辞退了员工，而阿杰当时还没有过试用期。在那之后，对教培行业彻底死心的阿杰，又做回了房产销售的工作，这份新工作同样一言难尽。
2021年9月份，恒大财富暴雷揭开了地产行业集体遭遇的流动性危机，彼时诸多地产龙头企业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些开发商通过出售资产勉强缓解了一部分的资金压力，也有一些实在支撑不下去的开发商开始降价促销，阿杰就是在这时候又开始卖起房子的。
“这个时候是开发商想卖房，但是消费者不接盘。公积金、银行批贷款的速度越来越慢，整个房地产的市场行情也不好。我卖的那个楼盘一开始主打的是130-140平带精装修的改善型住房，后来实在卖不动，直接改成了毛坯，单价一下少了三千多，首付少了十几万，就这样才勉强有人来看看。”
好消息是，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一些地区开始降低税率放低首富标准和购房要求，这让阿杰对自己的工作稍微看到了一些希望。“其实也不敢太乐观，因为有一些因为疫情原因影响了施工进度的楼盘，和新楼盘最近面临扎堆开盘的问题，就我所在的那个区今年就有十几个楼盘要开卖，到时候互相之间的竞争肯定很激烈。但是往好处想，这么多楼盘要卖，要是我想换地方，也有的选了，不用再空等2个月了。”
“当老师也能成为‘地下工作者’”
惊蛰研究所本次的回访对象中，春晓是仅有的仍然留在教培行业的一员，只是如今她的身份变得有些敏感。“双减”政策逐步落实后，春晓所在的培训机构也开始关闭校区、遣散员工，而一些家长在得知培训机构将要停业的消息后，开始主动询问春晓是否有其他渠道可以给孩子补课。
“我们本来是给家长打电话通知要停课的，但是有不少家长私底下问我们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给孩子补课。后来我们几个负责班主任沟通了一圈，发现有类似想法的家长还不少，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腾退之前的校区，一边物色地方偷偷给学生们补课。”春晓说，从腾退老校区到找到新教室，总共只花了一周的时间，新教室刚找好学生们就“无缝接入”，课程一点没有耽误。
惊蛰研究所向春晓询问，“地下补课”的方式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她表示，目前这种方式因为没有向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备案，所以理论上的确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因为租用的场地位于商住两用的居民区，平时上课也不会影响到街坊四邻，被投诉或者举报的风险比较低。而且家长对我们都非常信任，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也不会对我们做出不好的举动。”
据春晓介绍，目前她所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之前的机构转过来的，而且现在也还有很多转介绍的家长前来咨询补课的情况。而就春晓个人而言，目前的补课模式，也让她和其他老师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据我所知，新东方、学而思有一半的老师都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在学生排满课的情况下，收入比以前还高。主要原因是个人工作室不像大机构需要分摊职能部门的人力成本，租用居民楼的成本也比核心商圈的房租低得多，以前老师们的收入大概只占到课程销售额的30-35%，现在课时费比以前低，但老师们的收入反倒提高了。”
春晓告诉惊蛰研究所，去年双减政策落地后，虽然85%以上的机构选择了关门，但是市场需求仍然还在。“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表现得很焦虑，因为政策给学校带来的变化是不考试不排名，但中高考的制度依然存在，家长们很想知道孩子真实的学习成绩能不能上好高中、好大学，所以当他们发现补课机构没了的时候，都很慌张。”
对于目前“地下补课”的方式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春晓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认为，只要考试的制度依旧存在，那么补课的需求也会一直存在。虽然政策监管也越来越严，但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最后决定“地下补课”还能不能存在的关键，就是“地下老师”们能否承受相应的风险。
让惊蛰研究所感到意外的是，春晓对于“双减”政策给教培机构的打击，保持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在她看来，政策监管真正的目的是把资本的过度介入从教育行业清除出去。
“很多大型机构都采用了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用内部的规章制度和KPI考核来推动公司的发展，这就导致一些参与课程制定的老师，不是从帮助学生提高成绩的目标出发，而是从利益角度强行排课、加课。”
据惊蛰研究所了解，有的教培机构会要求每个学生一周至少上3小时的课，按照一门课上一小时来计算，一个礼拜至少要上一门主课加两门副课，一些培训机构的班主任，为了完成KPI，也不会去管学生是否真的需不需要同时上这么多节课。另外，节假日的考核标准是平常的1.5倍，而非寒暑假的假期普遍较短，但是一些老师为了完成KPI，还是会给学生排满了课。
“家长也会想孩子假期不补课，等回学校了是不是就会落后其他同学，所以买了课，最后不仅学生得不到休息，还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这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都是不好的结果。”春晓说，在转入个人工作室后，她和其他老师都是以保证教学任务为主，不会强行排课。从结果来看，不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改观，老师们也真正实现了为学习而提供教培服务。
对于近半年来的职业变化，春晓半开玩笑地表示，“我也没想到，当老师也能成为‘地下工作者’”。而除了“偷偷摸摸”以外，春晓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也非常满意。“因为时间自由，更因为工作有价值，因为一些家长和孩子真的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实现考个好学校的目标，这是教育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教培行业存在的意义。”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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