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雪藏十年的温州商帮,又“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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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融资:上市公司定增|450亿人民币|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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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最近多次上热搜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作者林九郎,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温州,最近多次上热搜。

3月初,《财经》杂志公布了“中国‘民富’50城”,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3326元,力压深圳、厦门等副省级城市,挤入全国前十。

10日,胡润发布了《中国财富家庭数量和地域分布》,温州总财富超600万元的“富裕家庭”达58100户,排名中国大陆第10位。

3月13日,新任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扬了温州企业家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

这说明,温州依然是人杰地灵、藏富于民的沃土。

从2008年开始,温州先后遭遇了外贸衰退、借贷危机、楼市崩盘、工厂倒闭、人才外流等灾难,经济状况一度停滞不前,全国城市GDP排名从25名下跌到了37名。

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温州商人的形象和口碑一落千丈,从“东方犹太人”变成了“王八蛋老板黄鹤”。

但是,大部分温州人勇敢地站了出来,用智慧和谋略化解了所有困难,让温州营商环境跻身全国前十,也使温州GDP重回全国前30强。

而温州经历的这些风风雨雨,就是中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缩影。要读懂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必须先了解温州人的创业故事。

如果把城市经济竞赛比作牌局的话,那么有类牌 (行政牌、码头牌、资源牌、地缘牌)是可以当炸弹出的。

行政牌是行政级别很高、可以享受各种特殊政策的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码头牌是综合性交通枢纽,如火车拉来的郑州和石家庄,再比如海港城市唐山和舟山。

资源牌是拥有经济价值很高的自然资源,如“煤矿之都”鄂尔多斯和榆林、再比如“石油之都”东营和克拉玛依。

地缘牌是邻近经济发达的核心市,如香港北边的深圳,再比如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的东莞。

而温州跟这四张牌都不沾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少得可怜,上不通沪杭,下不靠粤港,家里没矿,“朝中无人”,是典型的贫困山区。

可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温州人凭借非凡的胆识和“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那个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温州人靠双腿拓展出了销售渠道。

从青藏高原到新疆阿尔泰,从东南亚热带雨林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从南太平洋岛国到中亚阿拉伯半岛……就这样,来自温州的日用品、小家电被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民营经济,就在温州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在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人里,光温州人就有1844人。

生意越做越大后,温州人就把小作坊升级成了现代工厂。瓯越大地上,竖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工业烟囱,也建起了一栋又一栋小别墅。穷了上千年的温州人,终于富起来了。

从1978到2007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2145亿元,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5.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13元提高到8591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77元提高到24002元。

1978~2004年,温州GDP平均年增速达到14.1%,位居浙江之首。

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温州人发现了一个搞钱效率链” ,搞农业的不如搞商业的,搞商业的不如搞金融的。

我们理解的金融是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合规业务,而温州老板眼里的金融却是“投机+炒作”。他们发挥温州商会的优势,把所有人的钱都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流动资金池,再利用信息差来谋求暴利。

还记得“温州炒房团”吗?他们不但横扫了北上广深的热门楼盘(上海陆家嘴102套豪宅3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还把温州推向了“房价第一城”。2011年,温州市区的房价飙到了34674元/平方米。

与“温州炒房团”齐名的,还有“温州炒煤团”。据传,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温州商人一声吼,全国火电抖三抖。

炒房和炒煤大获成功后,温州人又开始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炒油田、炒棉花……满世界捞钱、疯狂加杠杆的他们,给自己贴上了“东方犹太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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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盛宴之后,就是一地鸡毛。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了温州,温州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温州制造业全面萎靡,温州楼市也出现了回调迹象。

但很快,“四万亿”和“国十条”出台,楼市很快止跌回升。一大批靠实业起家的温州人,干脆把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卖掉,换来的大笔资金全部投入楼市。

2010年前后,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 ,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其中只有35%进入实体,其余基本用于资金拆借和炒房。

温州人的炒房套路引起了外地人的效仿,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东到山东、西到新疆,都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迹象。

于是,国家陆续出台了以限购、限贷、限售、限价为特征的调控政策,给楼市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首当其冲的就是温州炒房团和温州楼市。以官方发布的二手房数据来看,从2011年2月到2015年3月,温州房价最高下跌33%。“楼王”鹿城广场的房价从10w+,跌到了4w。

断裂的资金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席卷了整个温州,抛房还贷,豪车甩卖,企业主跑路,炒房客跳楼,经销商跳江,官员得抑郁症……

2011年9月22日,仅在这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温州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的事件。

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爆料:2012年,民间借贷类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3年1-8月,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温州某商业银行一口气开除了一百多个员工。

这股寒潮还延伸到了实体产业。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2011年的3000多家。

当房地产和制造业都陷入停滞后,温州人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北上广打拼。

2014年,温州总人口减少了近13万人。要知道那一年,温州出生人口超过11万人,减去死亡人口约4.5万人,可见当年温州流出了近20万人,相当于一个西部县的总人口。

当温州经济陷入停滞期时,合肥、福州等城市却在快速发展,所以温州GDP在全国城市的排名逐渐下降。

与之相对应,温州人在社会上的风评完全转向了。2010年前,温州商帮名满天下,是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借贷危机爆发后,有些网友调侃,温州人是人见人怕的“瘟州人”。

图片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温州人没有气馁,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深刻反思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戒掉了炒房、炒股、炒期货等坏毛病,悬崖勒马,洗心革面,重新回到发展正轨。

2012年,温州召开世界温商大会,发布“重振实体经济、提振发展信心”的宣言。说到做到,经过十年的拼搏奋斗,温州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

从2012年到2022年,温州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约7倍,累计超过3700家。其中,2021年温州全市GDP达7585亿元,GDP及研发投入强度较2012年均翻了一番。

从现有产业布局来看,温州有五大传统产业,分别是电气、鞋业、服装、汽车零部件和泵阀;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分别是数字经济、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

电气产业是温州首个千亿产业,也是温州制造业的王牌。2022年,乐清电气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2020年,电气杂志社发布“第20届(2020)中国电气工业100强”榜单,4家温州企业跻身前12强。

温州是闻名全球的中国鞋都。截至2019年底,温州鞋产量占到全国的1/10,温州生产的女鞋占到全球的1/7。

在做大做强传统产业的同时,温州还瞄准新能源赛道,聚力打造“全国新能源产能中心和应用示范城市”。

在温州市发改委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副特殊的地图,“温州市新能源产业空间布局图”。上山入海、从北至南,布局图上,标注的新能源项目覆盖了“核风光水蓄氢储”全链条。

其中,三澳核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浙江乃至长三角提供清洁能源约525亿千瓦时;“巨型充电宝”泰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填补了浙南地区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空白;瑞浦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将打造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系统制造的“牛鼻子”工程……

温州干部徐金隆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发展新能源产业是温州实现新一轮赶超发展的战略选择,今后五年,温州市新能源领域重大项目投资将超3000亿元,产业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

作为城市产业研究员,我很认同温州大搞特搞新能源的思路。

温州南边的邻居宁德,原本是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就是靠着宁德时代、上汽乘用车、青拓集团等新能源龙头企业,才脱变为世界新能源之都” 2022年,宁德市GDP总量挺进全国前100强,GDP增速高达10.7%,位列全国第一。

距离温州500公里的常州,曾一度被人当作是传统产业基地,如今也在理想汽车、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蜂巢能源等新能源超级项目的加持下,进入了“新能源之都”行列,还得到了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夸赞。

距离温州1500公里的西安,曾被贾平凹吐槽为“废都”,如今在比亚迪集团的全力支撑下,从上海手中抢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的宝座,成了中国财经圈的一段佳话。

总之,“新能源”是改变城市命运的金字招牌。拥有坚实产业基础、庞大人口基础、丰富海风资源、雄厚产业资金的温州,可以借“新能源”东风,坐稳浙江经济第三极。

一座城的命运,既要考虑市民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2003年到2012年,是天津经济史上的高光期。天津滨海新区的风头一度盖过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GDP与深圳的差距缩小到了只有65亿元。

2013~2017年,是郑州城建史上的黄金期。201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式成立。2016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照这个逻辑,温州的“第二春”,估计马上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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