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刘亭，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新冠病毒肆虐。截止4月10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61.1万例，死亡9.97万例。全球105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5国采取货物贸易限制性措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英国首相都一度住进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室）。
所幸依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力执行，白衣天使的无畏逆行、救死扶伤，以及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国已全面阻遏了病毒的疯狂流行，迎来了复工复产、抗疫发展两不误的新局面。
对于终究要被战胜的疫情，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但对疫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需不失时机地作出必要的思考和应对。
正在这时，读到了一位年轻朋友——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徐苏涛副总的大作，颇有同感，不妨拿来认真学习和切磋一番。
因为是参加一个关于“数字长三角建设”的会议，所以他的发言自然 “以数字化引领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为题。他和大家分享了三个观点：一是为什么很多智慧城市会失败，而仅有杭州等是成功的；二是疫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何方，长三角究竟如何率先突围；三是传统生产函数已过时，需要怎样的想法、打法和做法。
既不从智慧城市的角度切入，也不涉及当下的应对，我只聚焦文中有关发展大趋势的研判谈点想法。他认为：“在新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我国将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加快走向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未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新五化协同’”。所谓协同的“新五化”，他有全套的“泛工业化”、“再城市化”、“超智能化”、“深生态化”和“再全球化”加以展开。
这倒让我想起2007年，自己在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过程中，对所谓“五化归一”发展战略的思考。十七大报告在全面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曾有一句揭示未来趋势的话：“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这或许就是徐文中所谓的“传统五化”的由来。
当然，作为发展大势的关注者，早在2002年，我就在学习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报告时，注意到了这个“五化连排”的表述：“我省……进入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简括为‘五化归一化’，前‘五化’为前行的路径，后‘一化’为达成的目标）。”
两个层级党代会报告的文字表述，“五化”其实是相同的。字面上仅有“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字之差，而在顺序上，浙江把“城市化”放在了“信息化”之前，而全国则是把“信息化”放在了“城镇化”之前，其余完全一致。
而在我看来，“五化联排”仅作为背景描述还不够积极，十五个字又未免冗长，且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新型工业化”的表述，那走向国际的市场化，加之政府和市场的“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或也可以理解为“新型市场化”。如此一归并，再将“五化归一”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看待，那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现代化”的“新三化归一”发展战略来。为此，我在2009也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出版了一本书：《大转型——“新三化归一”》。在书中的《自序》中，我首先回顾了“新三化归一”论的形成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又关注了三大新趋势，一为数字化或谓智能化（信息化的“升级版”），二为生态化或谓绿色化（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三为人文化或谓人本化（经济是人参与的创新创富活动）。我在徐文中看到，他以数字智能为主线，对“老五化”串起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诠释，提出了一组不乏创新闪光点的概念。譬如“在数智技术带动下，”按跨界融合思维“把产业重新做一遍”，遂提出了“泛工业化”；再譬如借助数智技术，打通“物的数据”、“事的信息”和“人的需求”，“构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位世界或高维世界”，遂提出了“超智能化”。如此等等。
他的这种提炼，我以为是精准地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全面颠覆性影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按照毛泽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思想（“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新一轮数智科技的迭代创新和广泛应用，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群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力量，势必对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产生强大的“渗透、融合、转化和更新”的关键作用，从而将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智社会（也即信息社会）新境界。
这个变化，从上个世纪中叶就开始缓慢发生，及至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明显加快，到新世纪初我国提出“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已然成为了后发国家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从而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大动因，也是面向未来我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最磅礴物质力量。
对此，经过这场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堪称最大冲击的疫情，人们恐怕对未来发展有了进一步更深入的思考。恰在这时，我读到了这篇充满新意和亮点的文字，倍感欣慰。写下这段点评，也是希望这种思考能够继续深挖厚植，从而长成一片参天大树！
背景文章：
以数字化引领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
——率先探索疫情后时代经济社会突围之路
原创 徐苏涛 杭州新经济观察 2020年4月11日
编者按：4月10号上午，作者参加了“数字长三角建设”相关会议，主要分享了三个观点：一是为什么很多智慧城市会失败，而仅有杭州等是成功的；二是疫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何方，长三角究竟如何率先突围；三是传统生产函数已过时，需要怎样的想法、打法和做法。以下是发言整理。
无论是针对短期的疫后重建，抑或中期的战略转变，还是长期的何去何从，大家都在重新思考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方位感、突破口与组合拳。目前，“东北沦陷”已经从关外走向关内，大家最看好的、最能支撑带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是长三角、珠三角。实际上“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但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将更具有想象力和时代价值。主要围绕《以数字化引领带动长三角一体化——率先探索疫情后时代经济社会突围之路》的主题，分享三个初步观点。
一、为什么很多智慧城市会失败，而仅有杭州等是成功的？
整体而言，疫情揭开了传统智慧城市建设的遮羞布，暴露了以往大部分智慧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只有杭州等少数城市才是成功的；而只有避免以往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数字长三角”，进而以数字化带动一体化。
应该说，疫情的出现倒逼了2C（个人）消费模式、2F（家庭）生活方式、2B（企业）生产方式、2G（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呈现出消费模式场景化、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治理方式数字化等发展趋势。在过去，加上县级市、地级市等，有五百多个城市搞了智慧城市建设。但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很多智慧城市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几个新经济平台企业。尽管上海等地以智慧城市力求“化危为机”，但仍然还处于“二维世界”。弊在于政府主导而非政府引导、平台企业主导，在于用社会建设、事业运作、封闭运作的方式而非经济建设、商业运作、企业运作的方式，在于用结构化的管理而去中心化、非中心化的治理，在于以运营商主导的传统基础建设而非服务商带动的新基建，在于从硬入软而非从软入硬。
但为什么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杭州反而表现抢眼？阿里战略部马总刚才出去了，我可不是为了恭维阿里。核心是因为浙江理念包容、杭州政府开明，使得杭州的“城市大脑”是阿里承建的。恰恰是依靠一个平台型企业，通过去中心化（打破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再中心化（平台）、再去中心化（生态），真正实现了数据驱动。但是否是很多城市都找阿里来建“城市大脑”都能成功？很多时候也比较难，不光是因为数据量级等的问题，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运作方式是否与之能匹配。
对于“数字长三角”建设而言，需要有所反思和借鉴。不论是长三角一体化，还是数字长三角，要么平台化别人，要么被平台化。在平台化条件下，不再是过去的条件平台建设，而是强调不同城市之间如何处理好前中后台的关系，如何实现平台企业社会化与社会企业平台化，如何通过平台化方式协同推进。最终以数字生命体、产业综合体、创新共同体、社会复合体，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策源地、数字中国协同创新示范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主平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试验田。
二、疫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何方，
长三角如何率先突围？
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个基本判断，也就是在新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我国将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加快走向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未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新五化协同”。“泛工业化”就是打破一、二、三产的产业分解与产业细分，而是在数智技术带动下，以新经济产业跨界融合把产业重新做一遍，从一维产业、二维产业到三维产业；“再城市化”就是不是按户籍人口与基建形态加速城镇化，而是借助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重构城市形态与都市框架；“超智能化”就是将代表“物”的数据、代表“事”的信息、代表“人”的需求有机整合、泛在连接，有效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共享平台，构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维世界或高维世界；“深生态化”就是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自演化、自组织、自生长、自调节有机生命体、社会综合体、命运共同体；“再全球化”就是在创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走出重商主义下的“制造大国+贸易大国”，以新的产业结构、活动方式形成新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投资结构。
“数字长三角”核心价值是以数字化引领带动长三角一体化。以往的跨区域一体化，强调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但更多的是基于地域物理空间的，尤其是受到行政体制的制约。我不是说“一体化”没法搞，譬如在过去“直隶”的体制下就很容易解决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但放在今天，很多跨地区、跨行政系统的一体化，更多的是发展导向而非指令计划。
如今，借助数字化反而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加快进入智能社会，产生全新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治理方式。在消费模式场景化上，将产品服务、数字内容、数据算法、敏捷供应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消费体验、消费景图与市场空间。完全可以用场景与农业、工业、城建、民生、治理等相结合，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产业业态。在生活方式社交化上，实现人人互联、万物互联、随时随地且高接触（非物理接触）、高情感的社交化生活方式。在生产方式智能化上，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敏捷生产”，并与敏捷供应、社交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治理方式数字化上，政府加大数字设施、数字平台、数字大脑等架构，让平台企业、社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二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到开放型创新经济，探索以创新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更好地参与全球分工与区域合作。三是从存量经济外延增长到存量经济旧动能性转换，核心是用新经济将产业重新做一遍。
三、传统生产函数已过时，
需要怎样的想法、打法和做法？
近日国家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很多人以为将数据与土地、资本、人才等作为生产要素，但这种认识还比较土。经济学上讲的“生产函数”，就是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说，生产函数思维恰恰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思想根源。那么在创新驱动阶段，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组织方式？
在“想法”上，核心是从生产函数到生态函数。在资源配置上，不再是基建、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等，而是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在组织方式上，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本化等等，而是在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字驱动、平台带动、生态赋能、流量聚合。所以，整个体例应强调数字基础设施（新基建）、数智技术创新（新研发）、数字场景创新（新业态）、数字平台布局（新空间）、数字生态赋能（新生态）、数字治理结构（新治理）。在很多语境上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下的语境与话术，而是新经济意义上的。
在“打法”上，核心是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统一。核心是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的公共事业、对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社会固投、对公共服务效能不高的行政管理、对居民福祉体验不高的民生服务，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数智技术加强基础设施、用共享经济释放资产泡沫、用平台企业参与城市管理，建立完善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资金资本投入机制，最终用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协调。
在“做法”上，重点优化顶层设计、技术路线与推进机制。不仅优化顶层设计，从强调技术应用转向重视制度适用、从打造条块工具转向构建生态协作、从单纯政务系统转向复杂居民生产生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向依托市场运营；亦优化技术路线，创新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机构、构筑泛在互联的城市感知网络、组装通（共）用基础信息平台、强化智能社会各项场景应用；还创新协同推进机制，坚持创新驱动、跨界融合、推拉并举、开放共享，将产品技术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等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2020年4月11日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