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余蕊均 余洋，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今年是日资进驻苏州的第40个年头。
从中外合资到外商独资，从1到3000余家，日资企业作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一路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最强地级市”的炼成——
上世纪80年代，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不足200亿元，2023年已达2.47万亿元，全国第6，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45万亿元，名列第4，其中出口额1.51万亿元，排名第3，仅次于深圳、上海。
“外向型”无疑是苏州经济发展进程中最显著的标签，并进一步衍生出诸如“昆山与台资”“太仓与徳企”以及“高新区与日资”这样深度捆绑的关系。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共有17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其中47家来自日本，为各国（地区）之最。与此同时，768家日企落子苏州高新区，约占全市日资企业的1/4、整个长三角的8%。
40年间，尽管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日资企业与苏州之间难言一帆风顺，但站在这个厚重的时间节点上看，敞开大门、坚定开放的主线没有变，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的故事还在继续。
01 起点
日企与苏州的合作，始于昆山。
1984年2月，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社长三好锐郎一行到访“本不在考察之列”的昆山，同年7月，双方共同设立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成为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最强县域”拿下“第一”，看似顺理成章，实则不然。
改革开放之初，昆山还是排名苏州全市末位的农业县，GDP仅2.42亿元，待开发的农田里蛙声阵阵。虽然自费建设了全国首个工业开发区，落后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依然令外商望而却步。
为此，昆山用账面上仅剩的财政资金火速修路，最终得以从手套、帽子等针织产品做起，加快向工业重镇转型。苏州亦由此打开外向型经济的大门，特别是1992年后，凭借地理优势、历史优势叠加亲商政策，成功吸引了包括日企在内的一批外商。
1993年，苏州高新区获批后不久，即迎来首家日商独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一家为汽车、手机等工业品生产精密配件的日企。
彼时，日本“泡沫经济”进入尾声，很多日企苦于国内高企的经营成本，希望到海外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日本电波公司高层到中国沿海考察一圈后，选择了苏州。
“你们只需要集中精力负责内部事务，外部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公司负责人后来回忆，苏州方面在会谈时承诺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是触动他们落脚的重要原因。
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一个小高峰，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1998年左右出现一个低谷，到了2001年、2002年，高峰再次出现。
不过，有研究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前，跨国公司对苏州的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侧重于投向技术水平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及旅馆、餐饮等服务业，属于“试探性进入”。
一个参考是，作为昆山史上首批国际人才，苏旺你公司最初仅有3名日本员工。
02 井喷
2001年是一个“日企投资年”。
据统计，仅苏州高新区当年就新增25家日资企业，包括佳能、松下等世界500强企业，引资6亿美元，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占苏州高新区全年引资总额的一半，首次超越台资跃居第一。
当时，苏州日料店也出现了一波“井喷式增长”。苏州高新区招商局负责人介绍说，店老板大多是日本人，也有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日本企业前脚刚进，他们后脚就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长三角是外资最早登陆的区域之一，日企喜欢“扎堆”，是因为企业间的产业关联度大，对投资环境有相同的认识，所以“以商招商”现象会比较突出。
而这种集聚效应，很快投射到地方经济数据上。
2001年，苏州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63.4亿美元，两年迅速翻倍，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3年达到128.4亿美元），2006年再创新高，达到231.2亿美元，2011年站上“300+亿美元”台阶（331.4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1年，日资在苏州新设项目达119个（签订合作项目），此后三年均保持在200+项目以上。
截至2003年1月，苏州日资企业数量已突破1千家（1160家），“日资高地”的形象开始得到强化。
公开报道显示，当年3月，苏州高新区、工业园区和昆山曾专门邀请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日资企业进行座谈，就投资环境、服务水平、生活配套等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企业总体对苏州是“满意的”，好的一面在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相对集中等，不足之处包括电力保障、服务标准不统一、本地管理型人才不够等。
也是在这次座谈中，没有可供日籍人员就医及子女就学场所的问题被着重提及。为此，2004年6月，由苏州高新区投资近2000万元的苏州日本人学校奠基开建，次年开门迎新。
作为江苏首家日本人学校，其以日本政府实施的义务教育为基准，包括小学部、中学部，教师由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派遣。
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常驻苏州的日籍人员认为这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大好事，解决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03 升级
牵手并非总是“蜜月”，跨国合作更难脱离国际大势。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最近两年，日企对华投资/增资意愿逐步下降。具象到苏州身上，2022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为326.7亿美元，2023年仅有157.0亿美元，为十年低点。
怎么办？苏州的打法是，既要寻找增量，更要挖掘存量。
事实上，2022年11月，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苏州包机出海“找客商”，第一站就是去的日本。那一次，时隔三年再与日企谈生意，苏州一举拿到超10亿元的新订单。
而近一年多时间，苏州各区接连到日本推介，希望再招引一批中小企业落地生根。
2023年3月，苏州高新区在东京举办“春季对日合作交流会暨日资企业突破700家活动”，签下15个产业新项目；
2023年5月，昆山开发区在东京举办投资说明会，签约10个项目，总投资超10亿美元；
2024年6月，吴中区在东京举行投资情况说明会，现场签下5个项目……
不过，从规模上看，中小企业还不能快速体现“产出”。当地招商部门一位负责人提到，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经贸往来，日企要进入中国发展，“要来的早就来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重点是挖掘存量企业的潜能”。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上个月，苏州高新区新开工了三个项目，均为在地深耕多年的日资企业增资扩产。
其中，6月13日，住友电工（苏州）电子线制品有限公司电子线三期厂房落成投产，达产后预计新增高性能特种电子线产能6000千米/年，电线整体年产值达7亿元，将进一步完善苏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一边是愈发审慎的投资行为，一边是显著变化的市场结构，留在苏州的日资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调整布局内容。
太阳油墨（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三岛大辅此前公开表示，中国新能源车载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但要适应这个新兴产业就必须建一个研发中心，专门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为此，他用这个理由反复说服日本总部，“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跨洋电话”，最终说服这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业隐形冠军”，从当年的利润中拿出1000万美元，建设他们在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
这种变化，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是中国经济从“廉价生产者”向“高端服务者”升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
他在受访时强调，日企无法舍弃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企业同样需要与日企合作，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一起做得更好”，进而服务全球市场。
而在陈耀看来，并非只有短缺行业才需要外资进入，包括日资在内的外资，应该成为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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