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创业邦首次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马旭飞教授团队）推出“紫荆花创科榜”系列评选活动，主要包含“2024年香港创投机构TOP10”、“2024年香港投资价值创科企业TOP10”和“2024年香港上市创科企业TOP50”三个奖项，旨在发现香港科创生态中值得关注的创投机构、创新企业和港股上市科技公司。
11月上旬，“2024香港紫荆花科创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成功举办，揭晓榜单并邀请到多位来自政府、大企业、创新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嘉宾现场分享、交流。活动期间，OPPO巡星投资总经理乔雨婷、住友商事亚洲资本董事总经理王瀚明、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中电控股科技研究及生态系统主管周展奇、慧科科创投资执行合伙人周政宁，在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伍心妍主持的对话中，围绕香港与大陆科创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两地在产业、科创方面如何协同互补带来充满洞见的分享，部分精彩观点如下：
乔雨婷：充分利用好深圳及内地市场的供应链资源优势，叠加香港本土的人才与国际化的便利，香港的初创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会拥有很好的表现。
周政宁：“生而全球化”是香港初创企业在起步阶段面临的考验，但另一方面香港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赋能大家往外走，在市场准入、合规方面过渡。
周展奇：对于初创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不管路线如何，真正要做的是明确自己的价值主张，因此你要对你试图进入的地区进行研究。
熊伟铭：最近几年大陆各城市产投都在朝着“淡马锡”化的方向发展，风险投资机构以其灵活性可以在城市创新生态中扮演独特的角色，提升市场活跃度、发掘更多未来独角兽。
王瀚明：在推动一些项目或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即便现在看不到效果甚至还可能面临一些损失，但要是完全不做选择、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可能二三十年都看不到成效。在支持这些项目方面，政府基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下为对话内容，经创业邦整理后发布：
伍心妍：各位嘉宾最近关注香港以及内地哪些方向的创投项目？从你们各自的经验与视角来看，香港和内地的初创企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乔雨婷：我们现在关注的AI项目会更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很多大学与研究所的技术积累非常不错，香港创业公司拥有人才方面的优势。不过这些短板可以通过与深圳的紧密结合来弥补。充分利用好深圳及内地市场的供应链资源优势，叠加香港本土的人才与国际化的便利，在拓展国际市场时会拥有很好的表现。
熊伟铭：十多年前，我参与的第一个香港科技领域的投资是iClick，后来是Klook，在2014、2015年之后商汤、大疆的崛起也与创业团队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技术、人才积累密不可分。
当然，投资行业有其自身特点，主题难免需要根据市场的“季节”趋势变换，用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好像“海鲜”一样。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从2022年10月到今年8月，包括我们机构在内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轮由大模型、具身智能所驱动的创投潮。作为早期投资人，我们还是希望能从学校找到创新的源头。因此，我们希望能与每个地方的核心科研院校都紧密合作，不论是北京、上海、香港，清北复交还是港中文、港科大，都希望能参与到一些很棒企业的早期投资中。
周展奇：就企业风险投资（CVC）而言，我们已经投资了一家本地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创业公司，其业务聚焦于能源管理，与我们自身的业务方向也非常契合。此外，在我们的创新生态中，我们也会考察大量其他项目，试验新技术。
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世界市场间的门户，一方面拥有更加宽松的环境与经贸渠道，另一方面也能敏锐地捕捉到内地与海外两个市场的技术趋势。西方能源市场在过去一直走在脱碳进程的前列，许多技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近年来，内地在能源技术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非常有力，未来内地的能源科技企业或许可以通过香港拓展更大的市场。这是香港初创企业拥有的独特优势。
周政宁：我在大陆长期工作和生活，参与投资了很多项目。当我们比较不同地域的创投生态时，很多人会倒果为因，就像我曾经听到的这样一个说法“北京的创业者考虑的是全修订修订修订国的市场，上海深圳的创业者首先考虑的是华东与华南市场”。这似乎是一个定律，也反映了当地企业家的眼界格局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拿以色列来举例子，它的市场体量和香港类似，也是仅有七百多万人口，都是本地市场比较小的。我们最初投资以色列企业的时候，那些以色列创业者都并不太看重本地市场，而是直接瞄准美国或欧洲市场，毕竟以色列也仅有七百多万人口。同理举例，我们投资的一家做眼球检测和治疗设备的香港本土初创业企业，他们一开始就要去往全世界，和美国和欧洲大药企合作。
大陆的创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起步阶段面对的是一个文化相同的单一市场，而香港的创业企业需要从一开始就了解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东南亚市场，起步阶段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挑战会更大。当然今天大陆创业者们现在也面临“内卷化”的竞争，所以必须要出海。而此时，香港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赋能大家往外走，在市场准入、合规方面快速地过渡。这就是我所认为香港、大陆两地创业企业各自不同的挑战与机遇，香港内地存在着很多合作的空间。
王瀚明：香港和内地的创新企业之间的差别，以及对VC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思考很久了。今天我想阐释一下，香港和内地的创业者如何互补。
香港回归以来，港府有过多次发展科创的举措，科创生态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技术成本，二是运营成本。
虽然香港的运营成本很高，但是交易成本很低。贸易、电讯、国际物流都更加便利，另外香港几所大学为香港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如果把内地的供应链优势与香港的上述优势结合起来，全面思考，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不论是面向香港还是大陆，或者拓展海外市场都是具有独特的优势。
熊伟铭：我们行业在2018年以后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资源我们就很难使用了，因此许多设计型或者制造型的公司，例如自动驾驶、激光雷达都在寻找战略备份。昨天我们在比亚迪交流，大家谈到中国的效率和海外还是有很多差距，从这方面来说你能否用新的方式打造你的相对优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其实北京前几年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北京只有科研环境没有生产能力。大量的教授、实验室都在外迁。所以2018年以后我们行业就见证了许多迁徙，我们也在学习如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更适合的地方落地。2022年中概股走弱之后，我们也在学习90年代的华为，去我们不熟悉的市场比如中东、东南亚开拓新的国际化路线。
今天我们审视21世纪20年代的创业者，现实迫使他们生而全球化，而不是像当年先从北京或者香港开始慢慢走，然后再全球化。
周政宁：今天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出海”，从第一天开始，你不仅要思考中国市场也要思考全球市场。自由港的特质刻进了香港的DNA当中，贸易自由、低税率、高效率，两个小时一千多港币就可以开一家新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是打通沟通中国大陆与世界市场的窗口，香港与大陆的长期互补合作。深圳等地的制造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投资。而现在大陆企业要走向海外市场的大前提下，香港仍然可以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且思考和孵化自身的科技产业生态。
伍心妍：大家认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初创企业如何相互借力走向海外？
周展奇：从能源科技领域出发，我们考察了许多初创企业，但目前香港具有真正领先技术的初创企业还不多，创业者们更侧重于房地产、零售、消费等领域，而内地的能源科技公司则发展迅速。
由于能源市场的差异以及架构或监管区别，那些希望在国际上扩大规模的初创企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从创业之初便瞄准海外市场，在海外开设业务部门、打造完全西方风格的品牌，完全不在内地扩大规模；
另一部分企业则试图先在内地或者香港打下基础，然后再尝试拓展到海外。不管路线如何，那些做得好的初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定位清晰，价值主张明确。
只有真正清楚自己的价值主张是什么，才能让商业化路线更符合目标市场的实际情况。例如在寻找合作伙伴方面，如果要对接公用事业公司，寻找设有创新部门的公用事业公司会更加高效。
伍心妍：香港特政府近年来实际上已经投入了更多资金来支持INT（信息技术 /创新）行业，你认为这会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什么影响呢？
乔雨婷：当然是好事。其实香港早就应该加大力度去做科创投资了，香港在人才方面很有优势，刚刚也提到在香港就有 5所全球排名前 100的大学。我们 OPPO也在积极和香港的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其实在高校里，培养出的很多技术和市场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不过因为在靠近香港的深圳有很多产业，比如昨天我们参观过的比亚迪，还有我们的消费电子、医疗行业等。能和这些产业开展紧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高校的教授或者博士就不会仅仅只着眼于技术本身，而是会更多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怎样让这项技术实现商业化落地，达成这样的产业协同。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府在资金方面给予一些支持，整合相关资源，我觉得这肯定会对香港的科创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熊伟铭：刚才邱议员提到他一直在呼吁香港设立自己的母基金，确实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比较高。这几年大陆各城市的产业投资也在朝着类似淡马锡的模式发展，像北京、上海等各个地方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 “淡马锡化”，从投资策略引导，以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到直接投资等方面。不过，政府毕竟在团队规模以及运作效率方面，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种小机构。当然，像红杉这样的机构也一样，可能需要进行分层激励。
于是找了我们这类类似中介机构。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每天都在四处寻找项目、寻找人才，去链接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样做其实能大大提升市场的活跃度。
香港市场与以色列的情况类似，企业必须生而全球化。为什么以色列，或者最早硅谷在五六十年代能够发展起来呢？都是因为有资金支持以及那些管理者的运作。政府直接投资除非是那些已经发展到很后期的企业比较有把握，但早期企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看好香港本地对科创资金的扶持，我觉得这真的是能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能够在本身已经是一个比较高效的市场基础上，我们期待有更多类似于大疆这类明星企业脱颖而出。
周展奇：我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支持创业是非常积极的。以我所在的能源行业为例，它对硬件的依赖程度很高，你当然可以只投资纯软件解决方案，但若想满足能源转型的需求，不可避免要对硬件设备投资。因此，资金支持就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吸收私营部门的资金，帮助创业企业跨过“死亡谷”，将会有利于繁荣创新生态，让所有行业都受益。
周政宁：一个地方的初创企业能否成长，关键就在于资金和人才是否完备。毕竟初创企业最主要的就是人，有了人之后还得有资金支持，然后凭借这些又能吸引来更多的人。
我想在这里讲一点历史情况。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04年腾讯在香港上市了，阿里巴巴拿到了雅虎的 40亿美元投资，百度也在美国上市了。这三家公司上市之后，好多在它们那儿打工的年轻人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他们心想，既然老板能创业成功，自己和老板年龄差不多，那也能出来闯闯。这些年轻人出来创业后，手里有了资金，而当时那些美元基金主要活跃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地区，后来也逐渐在上海开展投资业务，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
只有找到了具备了资金、人才以及取得了市场的初步认可的一定成绩，初创企业才能发展起来。就好比先要有很多的鱼苗，然后得有人来养这些鱼苗，等鱼养大了，有的就可以拿去卖，去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卖出去之后回笼资金，再拿这些钱回来继续投资，如此形成一个循环。我觉得如果香港特区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付诸行动。那香港是能够培育出一些优质的初创企业的，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这些企业能发展成为像蓝鳍金枪鱼那样的佼佼者，也就是希望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能涌现出更多的独角兽企业。当然，不是为了成为独角兽而刻意为之，而是因为这些企业本身确实非常优秀，能够服务于全球市场，我觉得在香港是有望看到这样的企业出现的。2004年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当时创业活动可能就是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投领域，是从当时的中关村五道口边上的小咖啡馆里开始的呢？在那个时候，怎么能预料到在之后的十几二十年里，中国会发展成如今这般模样呢？
王瀚明：我想讲一下，我们首先得先把一件事搞清楚，那就是政府的投资行为和市场化机构的投资行为是存在差异的。
我最近经常听到一个词叫 “耐心资本”，但直觉告诉我VC资本是耐心不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就能明白为什么各地政府都要去搞政府基金了。其实这里面有个挺关键的点，在推动一些项目或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即便现在看不到效果甚至还可能面临一些损失，但要是完全不做选择、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可能二三十年都看不到成效。
虽说有的风投基金存续期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但一般也就 10年左右的时间。可是你看比亚迪，它可是耗费了 30年时间才发展到如今的这般规模。
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搞清楚政府基金背后设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我的感觉而言，其实政府基金走的是美国以前走过的路。美国在 20世纪 60年代、7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风险投资的。二战期间涌现出了很多高科技成果，战争结束后这些技术如何和企业如何存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民用科技，像半导体、GPS等等，基本上都是处在从军用到民用的过渡时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早期，这些相关基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支撑推动的。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其实那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想到民用技术的应用范围会变得如此广泛。等到 20世纪 70年代、80年代，有些知名品牌风投机构出现之后，他们看到了很多商业化的机会，然后才有了更多市场化投资行为。所以我觉得政府基金和市场化管理的基金在香港和内地的配合方面，把各自的定位搞清楚，这样才能形成政策、人才、资本的合力。
